北京
谈一谈《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解读、接受和阐释问题。关于这部作品的阐释十分丰富，已经形成一门所谓的“奥涅金学”。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叶甫盖尼·奥涅金》得到的学术研究或许最多。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接受史中，在别林斯基著名的“百科全书说”之后，还相继出现了一些影响深远的阐释。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著名的《普希金演说》中，花费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来分析奥涅金和塔吉雅娜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塔吉雅娜身上发现了与他的理想相吻合的一切东西，因此将塔吉雅娜称为“俄罗斯妇女的圣像”。他甚至认为，普希金如果用塔吉雅娜的名字，而不是奥涅金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这部长诗，甚至会更好一些，因为毫无疑问，塔吉雅娜才是长诗的真正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叹，塔吉雅娜离开乡村后，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浮华生活居然并未对她产生任何影响，她虽然还爱着奥涅金，但她却要对丈夫保持忠诚。塔吉雅娜的这一选择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激动不已，他从中看出了塔吉雅娜“精神的高度和谐”，看到了她给出的“道德解决方案”，即塔吉雅娜不愿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她愿独自牺牲自己，而且永远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牺牲。在塔吉雅娜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俄罗斯人的一种宝贵的宗教情感，即“宽容”，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当成人的理想境界，甚至是拯救人生和世界的良方。
1940年代，纳博科夫在美国将《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英文，同时花费巨大心血进行逐字逐句的注释，他最终于1964年出版《〈叶甫盖尼·奥涅金〉译释》，洋洋数十万言，厚达千余页，这部译作的篇幅十倍于普希金的原作。在纳博科夫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分析中，有两点让人印象深刻：第一，《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结构基础就是普希金和他的主人公的“相互追逐”。纳博科夫写道：“在第17节，普希金赶上了自己的主人公朋友，并抢先来到了灯火通明的宅子。奥涅金走近了，但普希金却已经在屋里了。”接下来的19个诗节都可以被称为“追踪”。在这部诗体长篇小说中，普希金时常以第一人称出场，对主人公进行评说，或者直接抒发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客观的叙述和主观的抒情的相互穿插，这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结构上的最大特色。纳博科夫将这一特点与普希金和主人公的关系结合起来看待，时刻将普希金与主人公进行对比，还将普希金称为“第二主人公”，普希金和奥涅金轮番出场，不停地互换角色。这样的结构既营造出了一个开放的叙述时空，也在作者、主人公和读者之间架起了无数沟通的桥梁。
第二，在分析奥涅金的性格特征时，纳博科夫发现，奥涅金与普希金的长诗《高加索俘虏》中那位无名无姓的俄国俘虏有相同之处，他俩都厌烦世俗的生活，甚至连爱情也难以打动他们，冷漠、厌世的外表之下却有着对“心灵自由”的强烈的渴望。因此，纳博科夫断定，那个被俘的俄国贵族就是“奥涅金朦胧、天真的原型”。众所周知，俄国文学中著名的“多余人”形象就发端于《叶甫盖尼·奥涅金》，而纳博科夫却把这一开端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俄国后现代主义作家西尼亚夫斯基的《与普希金散步》（1975）是普希金学中一部独特的著作，甚至可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普希金学。这部著作提出了一些关于普希金及其创作的颇具颠覆性的新观点，也提供出一种对于文学偶像的新态度和新视角，甚至是对传统普希金学的解构。在这本书中，西尼亚夫斯基给予最多关注的就是《叶甫盖尼·奥涅金》。西尼亚夫斯基认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所谓“百科全书性”就在于普希金对生活现象的随意罗列，普希金不怕将在他之前早已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东西算一算账，列出一个清单，并将它们原封不动地带进文学，“从普希金开始了一个传统——主要是与卑琐、细微的物质相联系的现实主义概念，他发现了一片新大陆”。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似乎写了一切，又似乎什么也没写，这是一部情节简单、人物没有发展的小说。西尼亚夫斯基甚至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称为一部“饶舌之作”，“饶舌”这个词包含的是唠叨、多嘴、琐碎，将一件事颠来倒去说的意思。但西尼亚夫斯基将《奥涅金》视为“饶舌之作”，其实并不完全是一种贬低，因为西尼亚夫斯基认为，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是高于现实的，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在自我表现的基础上提供出一个更合理，也更有趣的现实，艺术就是换一种态度面对现实，而“饶舌”带出的正是这样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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