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聂曦遗孀高秀娟向台湾申请补偿金被拒：聂曦是叛乱，不补偿

99年，聂曦遗孀高秀娟向台湾申请补偿金被拒：聂曦是叛乱，不补偿。
那年她二十三，丈夫聂曦白衬衫，手被反绑，枪顶着后背，台北马场町，刑场上就那么走过去了，身边没几个人跟着，她肚里的孩子还没出来，月子都没坐，腿都是软的，人站着像飘，就坐在看守所外面那张破木椅上，消息传过来，聂曦，没了，人就这么没了，剩下她，等，眼睛就盯着天，头也不回，别人劝，没用，她就是一根筋，觉得这事冤，总得有个说法。
这一等就是四十多年，从1951年到1999年，信一封接一封地写，门一扇接一扇地敲，高秀娟就认准一句话，“我等一张纸”，不是图钱，就是想给丈夫一个清白，结果等来的回信就六个字，“叛乱罪不赔偿”，信退得也干脆，再没人搭理，她就继续申诉，上诉，官司来来回回跑了多少趟，什么补偿基金会，监察院，信年年寄，年年石沉大海。
一直拖到2010年，她都八十岁了，腿脚不利索，头发白得刺眼，这一年总算听见一句人话，“你说得有道理”，台湾的司法院松口了，承认以前的法律有问题，旧案子应该赔，她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以为这辈子总算熬出头，签字，盖章，领赔偿金，都准备好了，可又是一句话砸下来，“你丈夫已经过世，案子不能重审”，她当时就坐在那儿没动，旁边人还以为她要犯病，其实她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里跟明镜似的，这辈子，是等不到了。
她要的真不是钱，就是要一个认错的态度，台湾不是天天讲什么转型正义嘛，八十年代那会儿，民主化喊得山响，可你真要去问，那些死掉的政治犯，有几个摘掉帽子了，有几家拿到补偿了，答案很简单，大部分都没有，1959年的赔偿法写得清清楚楚，政治犯，不赔，管你是被冤枉的还是怎么的，只要给你扣个“通匪”“叛乱”的帽子枪毙了，一律不赔，高秀娟后来才知道这事，她就问，“那当年杀我丈夫的时候，不是说他违反国家法令吗，既然是国家错了，现在怎么又不能赔了呢”，没人回答她。
到了2000年以后，搞了个什么平反基金会，说要为历史错误道歉，可这玩意儿只管还活着的，坐过牢的，像聂曦这种直接被枪毙的，家属想平反，还得自己拿出新证据，这都过去几十年了，档案早烧了，证人也走了，当年的信纸都让老鼠啃了，上哪儿找新证据去，这不明摆着刁难人吗，高秀娟跑遍了所有机关，翻旧报纸想找人证，可谁还认这事，最后一句话就是，“证据不足”，她就反问，“我丈夫当年到底为啥被杀，谁能给我个说法”，还是没人理她，她到死都没听到这句话。
嘴上说着“民主社会”，这种案子根本没人敢碰，2009年两岸签了个司法互助协议，说要处理历史遗案，她又跑去陆委会问，想着大陆那边能不能帮上忙，结果人家一句话就把她打发了，“政治案件不属于协议范围”，她连口水都没喝，转身就走了，台大的王晓波教授当时就说得很直接，“六张犁那片坟地，埋着的都是制度的伤疤”，可这些伤疤没人愿意揭。
2010年她走了，身上没什么大毛病，就是那股精气神没了，她儿子聂守仁收拾遗物，翻出来一个旧布包，里面就一封信，一张照片，一个本子，信是聂曦被抓前写的，没来得及寄出去，信里让他妈好好带孩子，照片是1950年照的，一家三口，还是照相馆的布景，那个本子上，就记着每年申请失败的记录，一年又一年，他把这些东西都收好了，说不上是为了打官司，赔偿啥的早就不重要了，就是把这个“故事”留下来。
转型正义喊了二十年，听证会也开了不少，也确实把当年几个抓人的军官拉出来审了，可从头到尾，就没给那些“已经死了的”一个交代，一直到2023年，转型正义委员会都解散了，补偿法也没动静，好多家属连申请表都还没填完，通知就下来了，“已经过了时效”，这一套流程走下来，谁都看明白了，台湾的民主就是嘴上说说，一碰到真正的历史问题，就集体装聋作哑。
她太渺小了，小到法院记不住她，政治家不敢碰她，整个社会也没人想听她的故事，她就这么撑了一辈子，就为了那张纸，不是为了钱，就是一个说法，到最后也没拿到。
“我爸去世，没人给个说法，但我得记着”，聂守仁不申诉了，他知道那条路走不通，他开始做别的事，他去找父亲在大陆的那些战友的后代，去翻那些发黄的旧档案，用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把资料敲出来，不是为了赢官司，也不是为了那点赔偿金，就是怕他父亲这个名字，以后再也没人提了。
他没赢，可他还在扛着。
一个儿子，一个寡妇，一场没人管的案子，撑到最后的，不是什么法律，也不是什么政策，更不是什么制度，就是那张照片，那封信，还有那块墓碑，法律只管程序，它管不了人心，政治怕惹麻烦，它不想碰过去，整个社会文化都选择沉默，懒得管这些闲事，高秀娟是没拿到那张纸，聂守仁也没能为他父亲洗清冤屈，但他们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没让这件事，被彻底埋了。
所有路都堵死的时候，记忆还在，别人可以假装不知道，他不能，因为那是他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