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吴石与中共之间的联络人，一生功绩显赫，最终升任部长

2021年7月，何康去世。他留下的，不只是几页口述记录和一大堆档案，

后面这些东西说起来有点像接力棒——有人交给他，他没丢，反而按规矩整理好，再交到下一个人手里。他晚年花了不少时间把自己参与过的事写清楚、装卷宗、送档案馆。愚园路俭德坊2号那套老房子不是摆设，常年被当成一个小库房和回忆场所。家里三代人一起把材料翻出来、比对、装订、托运，2013年有一批材料正式进了国家档案馆。你要说这有点较真，可能没错，但那就是他的脾气：不爱张扬，但事要做得明白。

说到他的人生线路，外人常把他拆成几段来讲：早年在情报和统战线，中年搞农业，晚年整理记忆。把它连成一条，比较好看也更有道理。他走的是一条从隐蔽到公开、从线索到田间的路，表面看起来是不同事儿，但方法有共通点——讲究把事做成能用的版本，不留糊涂账。

农业那段不能少提。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身份从情报工作转到产业管理。1952年，陈云把一个很难的任务交给他：在国内把橡胶产业搞起来。外面不少声音说北纬17度以北种不出好橡胶，实际情况不是一句话能盖过去的。他带着人去试验、测土、选苗、改种法，最后在华南建立起最早的橡胶林样板。这事儿不是靠政治口号就能完成的，靠的是在地里反复试验、在工程上慢慢摸索出来的经验。之后在农业系统任职，他也参与了推动家庭承包责任制、组织商品粮基地和菜篮子工程这些具体事务。不要把这些当成抽象政策，他和团队在基层跑来跑去，和农民商量、算账，真正把产量和效益往上拉了一些。

回到更早时期，情报和联络的细节里有不少有意思的线索。1947年，中央上海局让他以“总经理”的身份进了瑞明公司，但实际上是干联络和情报的活儿。他家在愚园路的房子，常被当成一个小据点。1949年3月发生的一次交接，档案里有记录：吴石把一张标注着团级部队编码的长江江防部署图交给何康。这张图不是随手递的纸条，交接有时间、有地点，还有来回核对的过程。何康拿到图没放一边，他一点点核对，和父亲何遂一起比对细节。父亲何遂早年参加辛亥，和吴家之间有旧交，这层人情在危险的事儿上能省下不少麻烦。最后这张图被转到了张执手里，三野在渡江战役的布署里确实用了相关信息。整条信息链上每一步都有把关的人，这种谨慎往往比轰轰烈烈的事迹更重要。

有一个夜晚常被家里人提起：吴石要去台湾前的一晚，几个人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里。气氛沉着，吴石忽然念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大家都心里清楚，这人一走可能再无回头。何康留在上海等解放军进城，结果没等到再见。后来吴石在1950年因为蔡孝乾的叛变被暴露并牺牲。这消息传到何康那里后，他当即去找吴韶成，把吴家约定的那些安全和档案事一个不落地去办。平时这些动作看不出来，晚年做口述时他才慢慢提及。对吴石一家后续的照顾和对相关资料的保存，何康是一直在暗里操心的，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连年累月的保护工作。

说他能干这些事，跟出身有关。1920年生在福建闽侯的一个革命家庭，父亲何遂是同盟会旧部，家里从小就有进步思想。小时候跟着父亲辗转到重庆、桂林，1939年在重庆南渝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董必武的单线领导下以学生身份做地下工作。那段时间教会他的不是具体某一项技能，而是怎样把组织和隐蔽活动结合起来，怎样在危险环境里找到能用的办法。这些早年的经历，成了他后来在上海做联络时的底气。

讲细节是为了说明方法。他处理情报不是单打独斗，会把家人拉进来一起核对，会用旧关系做掩护。他们在上海的运作，靠的是把每份情报反复验证，做成能在军事决策里用的资料。那张渡江用的图从吴石到何康，再到张执，然后被三野用上，信息链条上每个节点都有人负责核对，责任明确。看着普通，其实每一步都挺关键，利害关系大得很。

晚年他把更多精力放在记忆和档案上。整理吴石的经历、催办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把狱中遗稿和信件整理后送国家档案馆，这些动作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把历史留给后来者的实物证据。2013年那批材料入册，家里人都参与过，从翻找信件到给纸张编号，这些都是技术活儿。儿子何迪在他去世后继续把这些线索梳理下去，家里像是一个小型的史料工作站，把散落在家庭里的证据按逻辑拼成更完整的故事。

把他的事横向看，会觉得他是个会转场的人：从地下联络到产业管理，再到档案保存，每一次转换都不是脱离原点，而是在不同场景里用同一种态度做事——谨慎、耐心、不爱高调。这样的做事方式，挺像那一代人：不图虚名，但把活儿干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