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金陵”?金陵“埋金”何处寻?(一)
▓ 束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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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芈月传》中赵文瑄饰演的楚威王
七朝古都(六朝+明朝)南京的得名始于明朝定都时的洪武元年(1368年),后来曾有过清代的“江宁”、在清代版图上仅前后出现15年的太平天国“天京”等称谓;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并定都南京后,又将清代的江宁改称为“南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京作为江苏省省会城市,原名一直沿用至今。
历史上,南京名称知多少?历史学家卢海鸣博士在他的《南京历代名号》(南京出版社2016年4月版)一书中有所统计,如果正式名号从战国时期的金陵邑算起,去掉重复的就有50个左右,另还有许多非正式指称。
历经岁月磨砺清洗、沧桑变化,南京这么多称谓犹如一颗颗大小不一、色彩不同、质量不齐的珍珠儿,如果将它们串连起来打个结,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呈现给人类的一条色彩斑驳而不乏精致华美的历史文化项链。
在这个长达2350多年的巨型项链中,还是“金陵”这颗珍珠成色最古老、含金量最高、最具富贵明亮之韵;而“南京”这颗珍珠,则是体量最大、最熠熠生辉、最夺人眼球。
南京的历史时空经历了由蛮荒到先吴时期的变化。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等记载,商朝末年,西部周原岐山一带的姬氏部落兴旺发达,老大太伯(即大伯)、老二仲雍为了家族部落的振兴,顺从父亲周太王“古公亶父”意愿而主动让贤,“奔荆蛮”,并且还“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可以说是彻底与家族部落断绝了关系。这样一来,姬氏部落的权柄就顺理成章地传给了老三“季历”。老大太伯、老二仲雍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弟弟季历生了个儿子名叫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有“圣人”之相,这小孙子被爷爷古公亶父即太伯、仲雍的父亲看中了,老爷子要将自己的家业和部落酋长地位先传给老三季历,然后再由季历传给姬昌。
姬昌没有辜负爷爷的希望,最后成了“西伯侯”,成为周王朝建立的奠基人。
到了周太王的第四代武王姬发时,姬发在孟津(今河南洛阳境内)这个地方聚集八百诸侯国军队,开始了讨伐商纣王的军事行动。后来在商王朝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一带,取得“牧野之战”的胜利,最后推翻了商王朝,建立了姬姓周王朝。
太伯、仲雍来到了荆蛮之地后,事业发展也很不错,最后竟然建立了“勾吴国”,太伯当上了大酋长。当时人、或后世人吧,就称他为“吴太伯”,而不再称他为姬老大了,不再称他为“姬大伯”了。
由于太伯无子嗣,即没有儿女,勾吴地区的大酋长位置实行了“兄终弟及”制,太伯去世后,由弟弟仲雍执掌权柄,在江南勾吴地区发展壮大。
到了周武王姬发推翻商王朝、建立周王朝后,周王朝在分封诸侯时,终于寻找到了当年从周原出走、来到荆蛮地区生活发展的仲雍的后人。让周武王意想不到的是,太伯仲雍在荆蛮之地发展的不错,早已当上了勾吴国的头领,所以就顺势分封仲雍的曾孙周章为吴国君王。
南京这片土地,从此有了正式归宿,被划在了周天子的周王朝吴国疆域范围内。南京这方土地,开始进入“先吴时期”。
南京的历史时空,又经历了由吴到越、再到楚的变化。据唐代许嵩《建康实录》记载,自周章以后十八代,到了吴王夫差时期。(参阅:《史记》集解引《越绝书》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岁”)夫差在位二十三年。当春秋鲁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即周元王三年(前473年)时,历史已进入战国时期。越王勾践通过长达20余年的“卧薪尝胆”,利用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之际,暗中发展壮大越国力量,直至灭吴,“无道”夫差蒙羞自杀。
从此,“越既灭吴,尽有江南之地”,南京这方土地为越国所有,由姓“吴”变成姓“越”了。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派范蠡在今天的南京秦淮河之南约830米处筑城。城周长约1.2公里,面积约0.94平方公里,人称“越城”。
越城是南京历史上第一座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军事性质明显的古城池,南京建城史从此拉开了序幕。近年考古发现的“长干古城”,将南京的建城史又向前推了600年,那是后话了。
到了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战国七雄争霸激烈,越国欲“霸中国”,与齐楚争强。结果是,越国被楚国打败,楚威王熊商率领的楚国军队,在这一年灭了越国。
从此,南京“其地又属楚”,南京这片土地又姓“楚”了。
正是这个楚威王熊商,给南京这方土地带来了“金”气王运,让南京有了第一个美名:“金陵”。
但是,为何称南京这片土地为“金陵”,“金陵”这个名称又是如何产生的,何以“金陵”?史籍记载又是纷纭不一,虽各持一端,但又各具精彩。
唐代许嵩《建康实录》认为,楚威王熊商在灭掉越国后,应该是通过长江水路,来到了南京这片土地,并且登上了江边的一座山,“乃因山立号,置金陵邑也。楚之金陵,今石头城是也。或云:地接华阳金坛之陵,故号金陵”。
由此可以说明,楚国的金陵邑是南京这片土地上、在长江以南的第一个行政建制单位。周王朝建立后的吴国周章时期,在今天的六合境内设立棠邑,虽然时间上比金陵邑早,但彼时还没有现在的“南京”行政区划概念,六合境内的棠邑与后起的金陵邑之间,在时空上是错位出现,两者没有隶属关系。
金陵邑是在紧靠长江岸边的石头山即今日之清凉山上建立的,“石头城”是后起之名称,与东吴政权定都今日之南京、在原金陵邑所在地的石头山上筑城而得名“石头城”有关。许嵩是唐代人,以后起之石头城来注解更早的金陵邑,二者因处所相同,符合史学学术规范。
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看到的是,楚威王熊商当年所登上的长江边上的这座山,即今日之清凉山;或曰:金陵邑的治所就在长江边的这座山上。
我们今人如果审视南京区域或城市的根脉源头,今日之清凉山的“石城虎踞”地位,要远远早于、高于“龙蟠”之钟山。至迟从诸葛亮开始吧,人们讲“虎踞龙蟠”而不讲“龙蟠虎踞”,这就是历史文化积淀之必然,更是一种文化的自觉遵循与沿袭。当龙与虎同时出现在人们的文化视野时,一般都是龙在前、虎在后,如“左青龙、右白虎”“龙虎斗”等,唯独在介绍南京的地理形胜时,“虎”在前,“龙”在后了。南京这座城,以后就应该对外简称“虎城”,“虎城南京”。南京应该以虎作为城市的标志和精神图腾,而不是让六朝陵墓前的石刻如辟邪天禄之类充斥于这座古都的车站码头和城门口。每当我看到南京车站、南京中山门外的辟邪天禄之类石雕时,看到南京有关城市标签上的此类图案时,感觉是在给这座城市送来的是阵阵阴气,而不是虎气。
我们江苏有“龙城常州”,有“凤城泰州”,为什么南京有一个历史文化如此悠久的“石城虎踞”名号而不理直气壮地、响亮地称这座城市是“虎城”?我们完全可以在“石城南京”传统叫法基础上,让南京又有一个富有历史文化内涵和依据的别名:“虎城南京”。虎的造型,我们完全可以从南京博物院珍藏的国宝级文物“大金兽”中得到启发。这只重达18斤的大金兽原型就是一只老虎,它比那张开血盆大口的辟邪美多了、吉祥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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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萝卜”的突出表现是什么,我以为一是不识数,明明“南京是七朝古都”,偏偏对外宣称是“六朝古都”,把一千多年前唐代人认可的“六朝”名词当作数量词来忽悠现代世人;明明是个生气勃勃的“虎城”形象,却偏要把城市的精神象征用帝王陵墓前的石翁仲辟邪天禄形象来表达,就连近日火爆的“苏超”,南京的logo设计,也是让辟邪压在明城墙上。在这帮人的心目中,辟邪这种陵墓神兽好像成了他们家的“宠物”了。历史文化的缺失,让一帮“南京二五”在继续自摆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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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唐代人许嵩《建康实录》所反映的“金陵邑”得名由来吧。
许嵩告诉我们,在唐代时,人们就对金陵邑得名有不同理解,认为与今日之南京、镇江句容(华阳)和常州金坛境内的山脉有关,告别是与金坛关系明显,因为也有一个“金”字。金陵邑位于今日之“宁镇山脉”的端头,东有“龙蟠”之钟山即紫金山,西有“虎踞”之石头城即清凉山。同时也告诉我们,历史上的镇江境内,不仅有金山,还有金坛,对“金陵”得名,提供了人文地理依据。
还是唐代人的李吉甫,他在《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润州上元县钟山》中亦云:“按《舆地志》,古金陵山也。邑县之名,皆由此而立”。今日南京之“钟山”即紫金山,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金陵山”,亦未可知。金坛、金山、金陵山、紫金山,它们都是“金”色闪光,为最后集于“金陵”一身而提供了可能。
但“金陵邑”之得名,还有另一个更加迷人的说法:与“金陵邑”的主人翁楚威王熊商有关,认为是由当年楚威王登临石头山后,凿阜埋金而得来。
这种说法,应该是从南宋开始才有的吧。(本文内容主要摘自束有春著《七朝古都南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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