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谁在生娃？上海一产科医生：从一晚上8个剖腹产到现在1个没有

小孩真的越来越少了，每年的数据都比想象中的更加不乐观，而产科医生对新生儿减少的感受是最直观的。

有医生称原本一晚上能接到7、8台剖腹产的手术，如今却一台都没有了，可见新生儿已经低到什么地步了。

为什么没有人生孩子了？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这种局面？

医生才是最真实的见证者：

上海一位产科医生讲，十年前他所在的科室是全院最忙碌的地方，一个晚上做7、8台剖腹产手术是家常便饭，现在整个晚上连一台手术都没有，已经是常态，这种极大的反差感受不只发生在一线城市的医院里。

数据太明显了，就在今年，全国的幼儿园数量一下子少了整整两万所，原因就是入园的孩子数量少之又少，当一个社会的新生儿开始变得“稀缺”，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规则、期待，甚至整个社会的运转模式，都会不断改变。

那么为什么没人生了呢？年轻人脱口而出的“没钱养”绝不是一句敷衍的借口，没钱这个理由实在是太现实了，有媒体算过，把一个孩子从呱呱坠地拉扯到大学毕业，全国的平均花费是68万元，这还只是一个起点、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

现实中任何商品只要冠上“婴幼儿”三个字，价格立马翻上几番，新生儿的奶粉、纸尿裤、医疗检查，每个月都是一笔躲不掉的支出，这笔钱对很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不小的负担。

而且大头还在后头，教育的投入像个无底洞，周围的家长都在给孩子报班，钢琴、舞蹈、编程，一节课动辄几百块，上海有对夫妻，孩子还没上幼儿园，就已经把超前学习和密集的兴趣班排得满满当当。

有的妈妈坦言自己本来也希望孩子能有个快乐的童年，但周围的环境裹挟着你，让你不得不焦虑，生怕自己的孩子在哪项技能上落后于人，这种人们根深蒂固的攀比心理，把育儿变成了一场停不下来的“军备竞赛”。

当生养一个孩子，在经济上越来越像一场风险巨大的投资，而非一个自然而然的人生选择时，很多人的消费观也跟着变了，既然供不起这件最昂贵的“奢侈品”，那就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买个名牌包、吃顿大餐，起码能换来即时的快乐和满足。

传宗接代过时了吗？

经济压力只是表层，观念的彻底改变才是“不生”的根本原因，那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约束力已经微乎其微，婚姻和生育，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一个人抱着猫，也能过得很好。

尤其对现代女性而言，她们更愿意把宝贵的精力投入到职业发展中，生育计划被一再推迟，甚至直接放弃。从2017年到2023年，国内育龄女性的人口数量实实在在地减少了3000万，这说明很多女性都是这样抉择的，而且已经是一个大趋势了。

年轻人对“为人父母”的责任感有了远比上一代更重的想法，过去觉得把孩子养活、养大就算尽了责，但现在大家想得更多，能不能提供高质量的陪伴？能不能关注他的心理健康？能不能为他规划好未来的教育路径？

这种责任标准太高，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年轻人说得很直接，现在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哪有能力再去对另一个生命负责？于是“理性计算”成了主流，大家倾向于在各方面都准备得更充分时，才考虑生育。

谁在为新生儿减少买单？

孩子生的少了，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就是那些曾经最火爆的行业，妇产科和幼教成了这场变革中最先经历阵痛的前沿阵地，产科的冷清已经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蔓延开来，在四川一个人口不足五十万的小县城，三年内活产婴儿数就下降了近三成。

一些医院的妇产科因为业务量严重萎缩，不得不关闭，医生被迫转岗或另谋出路，有资深医生忧心忡忡，他担心的不只是一个科室的存亡，而是整个产科学科可能出现的“塌房”。

如果没有足够的新生病例，临床研究如何进行？医学人才如何培养？这种萎缩迟早会传导到下游的儿科。

教育领域的“寒冬”同样凛冽，曾经“一园难求”的幼儿园，如今却面临“招生困难”的窘境，为了维持运营，幼儿园的老师们甚至需要走上街头，像发楼盘广告一样给路过的行人派发招生传单，这在几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场景。

不过，任何危机也都孕育着新的机会，当增量市场消失，存量市场的竞争必然倒逼行业进行升级和创新，一些敏锐的医院已经不再仅仅是“接生”的地方。

它们开始向服务的两端延伸，提供更精细化的全周期健康管理，从备孕时的产前指导，到产后的康复塑形，再到高危妊娠管理和心理咨询，服务链条被大大拉长。

幼教行业也在积极自救，既然3到6岁的生源在减少，那就向下兼容，开拓1到3岁的托育服务，搞“托幼一体化”，这既满足了双职工家庭的刚需，也为幼儿园找到了新的增长点。

在深圳等地，甚至出现了更创新的社区服务模式——“老幼共托”，把社区养老服务和幼儿托管服务放在一起，让老人和孩子能互相陪伴，既解决了看护问题，又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代际互动。

归根结底，生育率下降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它是经济发展、社会观念、公共服务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真正的解药不在于如何“催生”，而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对育儿真正友好的社会环境。

当养育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不再那么沉重，当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能有效分担家庭的压力，或许生育才能重新回归为一个自然、轻松的人生选择，而不是一个需要反复权衡、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的社会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