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骂夏启“享乐误国”了！他才是中华文明的初代奠基者

——他用礼乐给“家天下”装了内核

提到夏启，多数人脑海里会蹦出两个标签：一是“打破禅让制的第一人”，从伯益手中接过权力，让“公天下”变成“家天下”；二是《吕氏春秋》里“淫溢康乐，野于饮食”的享乐君主，似乎除了开创世袭制，剩下的只有奢靡。但翻开《山海经》《楚辞》的记载，再对照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我们会发现：启的真正价值，远不止“改朝换代”——他用礼乐为“家天下”筑了根基，让散落的部落文明，第一次有了“国家礼仪”的雏形。

一、从“禅让”到“世袭”：启接手的，是一个“未完成”的天下

要懂启的选择，得先回到大禹留下的局面。《史记·夏本纪》说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治水的功劳让他成为各部落公认的首领，但“天下共主”的权力，其实松散得很。当时的中原，是几十个部落联盟的集合体：东有夷族，西有羌族，南有三苗，大禹能靠威望凝聚他们，却没来得及建立一套“能传下去”的规则。

传统说法里，大禹原本要把首领之位禅让给伯益——这位辅佐大禹治水的贤臣，在《墨子》里被描述为“佐禹治天下，劳身焦思，置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但大禹去世后，局面变了：《竹书纪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孟子》则委婉地说“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诸侯“不归益而归启”。不管是“夺权”还是“拥戴”，启最终坐上了首领之位，这一步，不是简单的“背叛禅让”，而是给松散的部落联盟，安上了“世袭权力”的锚。

更关键的是，启接手的“天下”，缺一套“身份认同”的工具。部落时代靠血缘、图腾凝聚，而要让不同部落承认“启的家族该统治”，光靠大禹的威望不够。这时，启把目光投向了“礼乐”——那种在祭祀、宴会上用的乐舞、礼仪，此前只是部落的“习俗”，却被启改造成了“国家制度”。

二、礼乐不是“消遣”：《九辩》《九歌》与均台宴飨里的权力密码

提到启的礼乐贡献，绕不开《山海经·大荒西经》里的一句话：“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这句话常被当成神话，但结合《楚辞·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的记载，其实藏着启的用心：他不是“从天偷来”乐舞，而是把大禹时代流传的《九辩》《九歌》，做了一次彻底的“系统化改造”。

大禹创作《九辩》《九歌》，最初是为了纪念治水功绩——《尚书》里说大禹“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乐舞是用来告慰神灵、团结部落的。但启做了两件事，让乐舞变了性质：一是“定次序”，把原本零散的乐章排好顺序，规定什么时候奏什么乐、跳什么舞；二是“赋意义”，明确《九辩》象征大禹治理九州的辛劳，《九歌》代表天地万物的和谐，让乐舞成了“家族功绩的说明书”。

光有乐舞还不够，启还要让诸侯“亲眼看见”这份权力。他在均台（今河南禹州）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飨，史称“钧台之享”。这场宴会不是简单的吃饭喝酒：《左传》记载，启召集了天下诸侯，宴会上先奏《九辩》，再跳《九歌》，乐声从清晨传到日暮。更重要的是礼仪——诸侯按与夏族的亲疏、贡献的大小排座位，谁能坐在启的身边，谁只能在台下，全靠礼乐的规格划分。这一下，“谁是自己人，谁该服从”，不用靠武力，靠礼乐就说清楚了。

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场宴飨的规模。在二里头遗址（疑似夏代晚期都城），出土了成组的陶埙、石磬，还有能演奏多音阶的骨笛——这些乐器不是日常用品，而是专门用于礼仪的“礼器”。更关键的是，二里头的宫殿遗址里，有明确的“祭祀区”和“宴饮区”，布局规整，跟文献里“均台宴饮”的场景能对应上。这说明，启的礼乐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场地、乐器、仪式做支撑。

三、被误读的“淫乐”？天穆之野乐舞背后的统治智慧

后世对启的批评，多来自《吕氏春秋·音初》：“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不对，其实是说启“野于饮食，将将锽锽，管磬以方”，指责他在“天穆之野”大规模表演乐舞，是“沉迷享乐”。但如果换个角度看，这场“野外乐舞”，可能是启最聪明的“统治手段”。

天穆之野在哪？学者考证，大概在今河南洛阳以西，是当时夏族与西羌部落的交界地带。启在这里表演乐舞，不是为了玩，而是为了“展示实力”。当时西羌部落对启的世袭制不服，经常作乱，启没有直接派兵镇压，而是带着乐队、舞队去“巡演”：乐舞里有模拟治水的动作，有表现部落联盟的场景，还有象征夏族权威的图腾。西羌人看到这么大规模的乐舞——需要几百人配合，需要复杂的乐器，背后是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资源——自然明白：启的权力，不是靠暴力，而是靠“能凝聚这么多人”的实力。

更重要的是，这场乐舞打破了“礼乐只在宫殿里”的局限。部落时代的礼仪，只在自己的部落里用，而启把礼乐带到“野外”，带到其他部落的地盘上，等于告诉所有人：夏族的礼乐，就是“天下的礼乐”，不管你是东夷、西羌，只要承认这套礼仪，就是“一家人”。这种“文化同化”，比武力征服更长久——后来西羌部落逐渐接受夏族的礼乐，甚至参与乐舞表演，慢慢就融入了夏代的文明体系。

从考古来看，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不仅有夏族的风格，还有东夷的纹饰、西羌的造型，这说明当时不同部落的文化确实在融合。而礼乐，就是最好的“融合纽带”——大家跳一样的舞、听一样的乐，慢慢就有了“我们都是夏人”的认同。启的“野外乐舞”，其实是最早的“文化统战”。

四、跨越三千年的遗产：启为何是中华文明的“隐形奠基者”

很多人说，周代的礼乐制度才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比如周公制礼作乐，规定“天子八佾，诸侯六佾”。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周公的灵感，其实来自启。启做的，是“把礼乐从习俗变成制度”，而周公做的，是“把制度细化成规则”——没有启的第一步，就没有后来的礼乐文明。

启的贡献，还在于他给“家天下”找了一个“文化内核”。在他之前，权力靠“贤能”（禅让），靠“武力”（征服）；在他之后，权力靠“礼仪”——你的家族能统治，不是因为你能打，而是因为你能传承“天地认可的礼乐”。这种“以礼治国”的思路，影响了中国三千年：从周代的“礼不下庶人”，到汉代的“独尊儒术”，再到唐宋的“科举礼仪”，本质上都是在启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用礼仪定身份、用文化聚人心”的规则。

更难得的是，启没有把礼乐变成“夏族专属”。他吸收了东夷的乐舞元素，融入了西羌的乐器，让礼乐成了“各部落都能参与的文化”。这种“多元一体”的思路，正是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的关键——不是靠消灭其他文化，而是靠把不同文化融入一套共同的礼仪体系里。就像二里头遗址的文物，既有夏族的特色，又有其他部落的痕迹，这才是“中华文明”的雏形。

今天我们聊启，不该只记得他“打破禅让”，更该记得他用礼乐为中华文明筑了根基。他或许不是完美的君主，有“享乐”的争议，但他的选择——用文化而非暴力凝聚天下，用礼仪而非血缘定义认同——让松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有共同文化内核的“早期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启不是“破坏者”，而是“奠基者”——他埋下的礼乐种子，在三千年后，依然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

你觉得启是“享乐君主”还是“文明奠基者”？如果是你，在“禅让”和“世袭”之间，会做怎样的选择？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也可以说说你对夏代礼乐的理解！​#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