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管理公司径直媒体公告债权转让、媒体公告催收的法律效力研讨

原标题：王力博：在现行制度下，资产管理公司径直媒体公告债权转让、媒体公告催收的法律效力研讨

资产管理公司在收购、处置不良金融资产债权时采取不通知债务而径直公告债权转让或公告催收债权，这是从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的传统做法，也是当时司法解释赋予其的“特权”。但是，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颁布和实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径直公告的做法应当无法取得送达的法律效力，进而影响其债权转让的效力和债权催收的诉讼时效中断效力。

一、资产管理公司径媒体公告的由来及其合法依据

按照原《合同法》和《民法典》的规定，债权转让必须通知债务人方可对债务人发生转让效力，不经通知，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我国为解决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显著增加的问题，于1999年相继成立了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即AMC），分别接收、管理、处置来自国开行和建行、中行、农行、工行的不良资产。当时接收的不良贷款规模高达1.4万亿且债务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国有工矿企业，处理难度极大，为提高其处置效率，专门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1]12号），并在其中第六条专门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在案件审理中，债务人以原债权银行转让债权未履行通知义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债权银行传唤到庭调查债权转让事实，并责令原债权银行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第十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

据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收购、转让和催收时可不按照当时合同法的规定通知债务人，而采取径直媒体公告即可构成对债务人的送达效力。

2012年财政部和银监会联合印发6号文后，各省级政府均设立或授权一家地方AMC、2016年后扩容至2家。这些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也属于银行业挂牌经营机构并受金融监管机构监管。这些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实际运作中，也完全采取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径直公告的做法，并且这些做法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认可。

作为媒体公告债权转让和媒体公告催收的合法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1】第12号）2021年1月1日起被废止。但是，最高法院先后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法函【2002】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法【2005】62号）、《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又称《海南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会议纪要〉若干问题的请示之答复》（【2009】民二他字第21号）仍然有效，其中也确认了原债权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径直媒体公告债权转让和媒体公告催收的合法性与对债务人的送达效力。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后，无论是从法律位阶还是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都应据此作为确认公告送达效力的法律准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名、盖章、按指印或者虽未签名、盖章、按指印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据此，适用报纸等媒体公告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也就是说，应当先通过信函、快递、当面送达无效或者没有对方联络方式或者已有其他证据对方下落不明的情形下，才可以通过媒体公告送达方式。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法律冲突：2020年12月29日发布、2021年1月1日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媒体公告送达设定了“对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前提条件，而给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径直媒体公告“特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1】第12号）已于2021年1月1日废止，对此“特权”规定仍然有效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法函【2002】3号）。《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号）中也要求原债权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通过报纸媒体发布转让公告和债权催收公告。

从以产生法律冲突的最高法院两个规定的法律位阶和形式来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属于立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属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属于法律规定的范畴；而《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并不属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根本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范畴，而仅仅是指导意见，《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号）则属于财政部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的部门规章。同时，根据《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的规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应向全国人大备案并经其审查。故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法律位阶显然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法函【2002】3号）和《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号），前者的法律形式也明显比后者严谨、规范、权威。

从颁布和实施时间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晚于《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颁布和实施，属于“新法”。

另外，从颁布背景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出于特定时期、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的特殊处置需要和效率考虑而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径直媒体公告”的“权宜”之策，其目的是为了依法公正妥善地审理当时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海南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本身就载明其适用范围是“政策性不良债权”，即指1999年、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但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不良资产已经进入充分竞争状态，一方面，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完全脱离处置政策性不良债权业务范围而不再受原有对应处置四大国有银行的约束，蜕变为运用市场化手段处置金融市场各类不良贷款资产，2016年银监会1738号文进一步扩充各省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为2家，并扩大其业务范围至债务重组、对外转让等且不受地域限制，还有银行所属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也进入不良资产市场。在不良资产业务已经完全“商业化”的状态下，原来基于政策性处置考量而给的“特权”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是解决法律冲突的基本原则。显然，对于径直媒体公告送达的效力问题，应当依据“上位法”和“新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作为确定依据。

三、如继续承认径直公告的法律效力，则会在转让方或受让方为上市公司时的证券信息披露和在金融不良资产交易市场通告中产生公告效力，势必造成公告效力的混乱

在原债权银行为境内外上市公司或收购、处置债权的资产管理公司为境内外上市公司时，按照境内外证券信息披露的规定，这些上市公司会对其涉及不良资产交易、处置的重要交易信息在上市公司的网站、证券交易机构网站、证券市场其他媒体发布信披公告。

在《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便函〔2021〕26号）和《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便函〔2022〕1191号）先后颁布后，批复成立了“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作为处置不良资产的银行、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债权人和收购、处置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不良资产交易的“专门公开市场”。按照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不良贷款转让业务规则》和《不良贷款转让业务信息披露细则》，不良贷款出让方在转让前须发布不良贷款转让公告；在不良贷款交易完成后，还须发布转让结果公告；前述发布信息中会涉及债权项目、债务人等的披露。前述信息均通过“银登网”www.yindeng.com.cn发布的公开信息。

在此之前，银行、信托公司等原债权人转让不良贷款和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一般是通过全国性或地方性产权交易所进行不良资产交易，通常也会有类似的不良贷款转让公告和转让结果公告，其中也会涉及对债权项目信息和债务人等的披露。

总体看来，原债权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公开交易市场转让不良贷款后，自己或与作为受让方的资产管理公司共同通过公开交易市场及其网站媒体所发布的债权成交公告，实质上构成债权转让方及/或受让方的媒体公告。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的规定，这类公告亦当然具有债权转让的送达效力。

但是，原债权银行等金融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仍然要按照《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号）的规定[2]，通过报纸媒体发布转让公告和债权催收公告。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履行向监管机构的义务和程序。

在这种情形下，原债权银行等金融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在公开交易市场的公告与履行监管机构要求报纸媒体公告，出现两个公告时间和两个公告效力，从而产生送达时间和诉讼时效中断时间的确认“冲突”和混乱。

四、《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九条所规定的公告效力是对发布方的约束，并不构成对债务人的送达效力

《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以公告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公告发布时生效”。对该条法律规定的具体含义应通过其文本意思和上下文来理解。

该条规定属于《民法典》第六章第二节“意思表示”中的一种。《民法典》在该节中规定了行为人作出意思表示方式有三种：明示、默示、沉默。前两种是通过积极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都有“示”的积极行为，是直接表现出来的方式，不用推测、揣摩；最后一种则是消极的不作为，其意思表示的方式没有“示”这种积极的行为，只有沉默，不作为。公告方式正是行为人明示表示方式中的一种。

故而，公告方式作为行为人的明示，是对“表示人”的约束，即表示人作出意思表示后即受其约束、不得撤回或反悔；但该规定并没有规定也不包含：以公告方式的意思表示经公告后就送达给相对方，表示人公告后构成表示人不可撤回、不能反悔的意思表示，但并不意味着该意思表示随即就送达到相对方，并不构成对相对方的约束。

因而，《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九条并不是对上文论述的“径直公告送达方式”的法律确认。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六条：“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规则”“批复”和“决定”五种“；“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解释”的形式“；”根据立法精神对审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规范、意见等司法解释，采用“规定”的形式“；”对规范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等方面的司法解释，可以采用“规则”的形式“；”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批复”的形式“；”修改或者废止司法解释，采用“决定”的形式“。

[2]《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号）第十九条：发布转让公告。转让债权资产的，金融企业和受让资产管理公司要在约定时间内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通知债务人和相应的担保人，公告费用由双方承担。双方约定采取其他方式通知债务人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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