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陈诚回家奔丧。7年不见的妻子，想与他同房。

1925年，陈诚回家奔丧。7年不见的妻子，想与他同房。妻子刚到床上，就被他强行推开。没想到妻子抓起刀狠狠捅向自己喉咙
1925年春天，陈诚回到阔别七年的老家，奔母丧。
门前的桃花开得正艳，花瓣飘落在黑白灵幡下，格外刺眼。
他站在门槛外，看着吴舜莲穿着素白布衣，低头迎他，眼里有泪光，也有不敢靠近的惶恐。
他没说话，点了下头，径直走进灵堂。
吴舜莲跟在他身后，手上端着刚沏好的热茶，可陈诚连看都不看，抬手推开，说：“不用了。”
她愣在那里，指尖的茶水烫红了皮肤，却还是轻声说：“你瘦了。”
他没回应，那一刻，她心里隐约明白——七年等待，可能早已没有意义。
陈诚不是普通人，他是黄埔一期的军官，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出身贫寒，却在军政界节节高升。
七年来，他转战南北，枪林弹雨中练出铁血与决断，也练出了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冷漠。
而吴舜莲，则是旧式乡村的贤妻良母，她没出过远门，没见过战火，没接触过现代教育。
她的全部世界，就是这座陈家老宅和婆婆的病床。
他们的婚姻，是十五岁那年，父母做主定下的，没有爱情，也没有选择的权利。
陈诚走后，她在家守着空房，守着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丈夫，她没有怨言，甚至连询问都不敢，怕被说成“不守妇道”。
她的信仰很简单：等他回来，说一句“辛苦了”，她就满足了。
可他回来了，却像个陌生人。
灵堂那晚，她给他铺了床，轻声问：“今晚你歇这屋吗？”
他冷冷说：“我睡书房。”
她没再问，但眼角的泪没有忍住，深夜，她走进书房，轻轻关上门：“我不是来吵你的。我只是想……想你抱抱我。”
说到最后，她几乎是哀求。
陈诚的眼神像铁一样硬：“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我回来，是为了母亲，不是你我之间的事。”
“我等了你七年。”
她的声音在颤：“你有没有一刻，想过我？”
他没有回答，沉默，比任何言语都更伤人。
“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刺破了最后的伪装，他并没有否认，只是淡淡地说：“这段婚姻，当初是父母之命，你我之间，没有感情。”
“我知道你变了……可我一直没变。我每天给母亲熬药，守灵台，替你尽孝……我以为你会感激……”
“感激不能当感情。”
她站起身，退后一步：“那我算什么？你陈诚的妻子，还是一个笑话？”
陈诚没有看她，他说：“你自由了。”
她愣住了，随后，一步步走向桌边，取下一把剪纸用的小刀，眼神空洞，陈诚起身想阻止，已经来不及。
她那一刀，毫不犹豫，直奔自己的喉咙。
血瞬间喷涌，染红了她的衣襟，也染红了书房的地砖，陈诚吓得失声喊人，家人蜂拥而至，抢救了一夜。
她命大，活了下来，只是，从那之后，她不再说一句话。
这场婚姻的终点，其实在陈诚离家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他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接受的是现代教育，信仰的是国家、革命、未来，他不再认同旧式婚姻，不再相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而她，是那个时代的“旧女人”，相信的是守寡、贞洁、天命，她用尽全部力气去维系这段婚姻，但在他眼里，那不过是沉重的枷锁。
他们之间，隔着七年时光，更隔着一个时代的断层。
1929年，陈诚官至军长，蒋介石亲自出面，要将干女儿谭祥许配给他。
这是一次“政治联姻”，背后牵动的是人脉、权力和未来，但陈诚的婚姻还未解除，吴舜莲依然是“陈家媳妇”，这成了他仕途上的一个障碍。
吴舜莲的哥哥吴子奇是旧识，陈诚托他出面谈判，吴子奇来见妹子，说：“你就放他一条路吧。他现在是上面的人了，你缠着他，也没用。”
她没反驳，只是淡淡地说：“我不求他爱我，我只要一个名分。”
谈判很快达成，吴舜莲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她不再缠他；第二，她保留陈家媳妇的名分，继续住在老宅；第三，陈诚需支付一笔抚养费。
陈诚全盘同意，一纸协议签下，他如释重负，迅速迎娶谭祥。
多年后，当陈诚官拜“行政院长”，再被问起这段往事时，他只淡淡一句：“年轻时的一段插曲。”
但吴舜莲的故事，却在乡间流传不息。
有人说，她那一刀刺的是自己的咽喉，其实更像是刺进了那个父权社会的心脏。
她不是不懂他变了，而是无法接受，自己从未被当作“人”来看待——只是一个身份，一种安排，一个必须被处理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陈诚与吴舜莲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无数女性的缩影，她们被安排，被等待，被牺牲，她们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哪怕是生死。
在那个转型的年代，像陈诚这样的人选择了未来，选择了权力，也选择了斩断过去。
而像吴舜莲这样的人，只能困在原地，被留在旧时光里，独自承受被遗弃的后果。
她等了七年，换来的不是一个拥抱，而是一句“你自由了”。
这自由，太沉重了。
参考资料：文史月刊2012-05-01——《陈诚的妻室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