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侄女张闾蘅回大陆，张学良嘱托她看管两人

1982年初夏的香港启德机场，夜里十一点还灯火通明。张闾蘅在候机厅等着回台北的最后一班航班，心里盘旋的是北方口音的一句话——“替我看看吕正操，替我看看万毅。”那是她离台前，大伯张学良悄悄交代的唯一托付。

飞机升空，窗外海面微光闪动。张闾蘅忽然意识到，大伯那句嘱托，其实藏着他几十年的牵挂。回想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至今已整整四十六年。人到耄耋，日子似慢实快，想见的人一个个凋零，他却依旧被一纸禁令拴在岛上。

时间稍往前推。1948年春，张学森携母亲寿夫人飞抵台北，目的只有一个——打听大哥下落。然而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行踪讳莫如深，张学森开车绕遍台北郊区也只揽下一身尘土。此后十余年，大伯被辗转安置在新竹山中，外界传言“景色优美、生活优渥”，可家里人清楚，那更像一处与世隔绝的岗哨。

1954年，张闾蘅上小学五年级。那天，她得到母亲字条赶到台北中心诊所，隔着门缝看见一位背影——挺直，却瘦削。医用灯光刺眼，她甚至没认出那就是课本里被贴上“叛贼”标签的张学良。多年后她回忆：“第一次见面，连名字都不能大声喊。”

1960年，宋美龄策划“礼拜堂偶遇”。张学良戴黑框眼镜，佯装普通信徒坐最后一排；蒋介石夫妇离座后，众人这才恍然。这场精心导演的“公开露面”让台湾上层明白：张学良还活着，但依旧不自由。自此，他被迁往北投安全局招待所，生活表面放松，实质仍在监控之下。

那一年起，张学良常偷空到张学森家。一进门，总有几名特务把客厅巡视一遍再守在门口。聊天不能提政治，连“东北”二字都得压到嗓子眼儿里。但每逢春节，赵一荻的小厨房香气四溢，扑克牌声、东北俚语交织，张学良会半开玩笑：“耍钱，我可是正儿八经拜过师。”气氛热烈，却留不住他太久——门外看守会提醒时间。

1979年，两岸刚刚迈出开放第一步。张闾蘅借往返香港的机会，悄悄坐火车抵达广州。东方宾馆楼下，她看到霓虹灯与人群汹涌，惊叹：“跟想象的不一样。”返台后她把见闻一股脑告诉大伯。张学良压低声音问：“你真去了？”短短一句，混杂了欣慰与羡慕。台当局很快得知此事，上门盘问。张学良只丢下一句：“要问自己去问。”从那以后，张闾蘅成了他与大陆沟通的“暗线”。

1982年春，她获准赴京参加亲友邀请的座谈，机缘巧合结识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对方一句“老张这些年可好”说得她鼻子一酸。杨拯民当时在全国政协任职，热情地介绍旧部、老友。数日会面后，张闾蘅带回台湾厚厚一沓名片，还有满满口信。张学良听完，沉默片刻，缓缓吐出两个名字：“吕正操，万毅。都在北京，你替我看看。”

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人？回忆过去便能明白。西安事变时，吕正操还是卫队旅军官，曾誓言“不弃东北，追随少帅”。抗战爆发后，他改编部队投身敌后；新中国成立，被授予上将军衔。另一位万毅，因“九·二二”锄奸运动遭蒋介石通缉，脱险后率部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建国后授中将。对张学良而言，他们不仅是旧部，更是共同抗日的见证者。

1984年6月，北京。张闾蘅按约来到阜成门的一处小四合院。院门推开，她喊了一声“大爷”，吕正操笑呵呵迎出来，“你是少帅的闺女？”东北味儿浓得化不开，一瞬间让她恍若回到少帅讲故事的客厅。吕正操送她一盒健身球、一包新茶，并叮嘱：“告诉他，好好保重。”

同年秋，她南下南京路，拜访眼疾沉重的万毅将军。老人听到“张闾蘅”三个字，扶着桌边站起，紧握她的手：“还以为再也见不着少帅的人了。”那一刻，大伯的影子再次浮现。返台后，她把见面经过详尽转述，张学良只是点头，却明显红了眼眶。

1987年初，张闾蘅携带一首诗回京送吕正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无言。”末句的“无”乃张学良特地改动。吕老翻看后，挥笔写下答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改字同样别有深意——一句“知可待”，透露出对再见少帅的期待。

1991年3月，台北松山机场罕见地出现大批随行人员。张学良获准赴美探亲，终得离岛。消息传到北京，吕正操立即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我要去美国拜少帅。”获准后，他派女儿先行探路。张学良得知，兴奋得像个老人家里突然闯进少年，连忙备西装、理发。

同年5月23日纽约。电梯门一开，张学良拄杖迎上，声音颤抖：“老吕，你来了！”两人握手良久无语。张闾蘅站在旁边，第一次看到大伯穿得如此正式，也第一次看到他真正放下戒心。此后数日，两位老人谈东北、谈抗战、也谈各自的晚景，语速很慢，却句句沉甸。

然而命运并未放松。1995年8月，张学森受邀回沈阳参加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活动，行前特意飞到夏威夷见大哥。兄弟握手，时间静止。没想到会后当夜，张学森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噩耗传来，张学良沉默整整一天，只说了五个字：“我没赶上啊。”

接下来几年，他的身体急转直下。赵一荻先他而去，他再无心力争取返乡。1990年代末，台北、纽约、檀香山三地轮流成为他短暂的栖身处，他始终没有踏上关外的黑土地。

回到1982年的嘱托。那两位老人后来都得知，少帅未能再回大陆，结局成定局。吕正操晚年翻出那副健身球，转了几下，低声说：“终究没能一起再抽一口东北的凉风。”

张闾蘅如今已年过古稀。她偶尔提起启德机场那晚，会说：“我其实只是个跑腿的。但对大伯来说，那趟路，是他唯一能伸出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