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景耀对全民族抗战的理论阐述

严景耀

燕京大学执教时期的严景耀

　　严景耀，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在全面抗战时期，严景耀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人类学等理论，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作了深入理论阐述和政治宣传。

　　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和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严景耀的社会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学术思想和方法已由学界从不同维度作了探讨，并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对严景耀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全面抗战时期的政治论述却关注不够，而这些论述恰恰构成全面理解严景耀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系统整理和研究这些政治论述显得格外重要和必要。

　　严景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论述主要发表在王任叔主编的《公论丛书》上，时间从1938年9月10日至1939年7月15日，共有七篇文章。分别是第一辑的《领袖论》、第二辑的《持久战与民众运动》、第四辑的《中国统一论》、第五辑的《论集体生活——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检讨》、第六辑的《论自由》、第九辑的《论妇女》和第十辑的《城市陷落对于民族经济的影响》。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严景耀的政治思想和抗战主张。

批驳“先天决定论”

　　全面抗战以来，战争形势的变化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中国民众的抗争，而如何理解中国民众便至关重要。与此有关的讨论往往直指中国人的特性，也就是国民性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常常成为帝国主义侵略者为其罪恶寻找借口的理由，因为在此问题背后隐藏的是基于先天决定论而产生的种族优越论。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当时也有中国学者盲目追随这种论调而生发出民族失败主义的错误观点。

　　在众多关涉中国国民性的著述中，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颇具代表性。考虑到此书在国内外所产生的较大影响，更是为了驳斥以“先天决定论”为基础的民族失败主义谬论，严景耀在《论集体生活——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检讨》中，从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入手，对《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主要观点逐一剖析，明确指出表现在国人身上的某些特性从根本上讲并非先天决定，而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基础上大家庭制度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因此，要想中国人的特性发生改变，就要改造旧社会、摆脱旧有意识形态的桎梏，并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的意识形态。

　　“先天决定论”的另一种表现是关于领袖与天才的关系。当时，一些流行的理论提出，凡是领袖，一定由天生所决定。这种领袖的“天才论”将人区分为天才与愚才，并常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所采用，作为其野蛮行径的理论支撑。为了从根本上瓦解日本侵略者别有用心的误导，严景耀在《领袖论》中着力对领袖的“先天决定论”作了批驳。他从科学发明与发现、艺术创造与发展、人群智力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结合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来的有关例子，用排除法逐次论证了领袖与天才之间并不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相反，欲真正认识领袖，必须在社会环境中加以审视。而社会环境又可划分为横剖面和纵剖面两个维度，前者包括环境对领袖发展所创造的机会和所施与的限制，后者则特指环境变迁对领袖所产生的影响。由此环境影响论便得到阐扬。

坚持持久战与民众动员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题为《论持久战》的讲演，从21个方面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何以是持久战，如何能够取得持久战的胜利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很快赢得了全国各界的广泛赞誉。然而一些汉奸势力却炮制种种谬论误导人民。如汪精卫于1938年8月12日通过重庆广播宣扬所谓的“城市影响战力”主张，企图在如何正确认识全面抗战的经济基础问题上造成混乱。

　　对此，严景耀接受《公论丛书》第十辑的约稿，撰写《城市陷落对于民族经济的影响》一文进行批判。他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重心不在沿海城市，而在乡村。明确指出沿海城市的陷落将会引起内地独立民族经济的空前发展，包括内地工业、农业、金融等多个方面，从而为持久战的胜利奠定重要的经济基础。

　　严景耀对于持久战的坚持，不仅体现在对错误观点的批判上，同时，也体现在坚持持久战的深入探讨上。他在《持久战与民众运动》一文中站在民众的立场，分析了支持持久战的六种要素与民众组织之间的关系，认为持久战的胜利离不开加强军民合作、巩固统一战线、实现民主政治、扩大国际宣传、发展战时经济、普及和提高政治觉悟和抗战意识。而当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民众如何自动地而非被动地大范围组织起来，对此，他提出五个方面的一般原则：一是任何民众组织与团体都应该对外公开、对内民主；二是各地的民众组织要适合当时当地情况并随机应变；三是各种民众组织要避免各自为政而应加强联络与统一；四是各民众组织要选择和培养本组织内的先进分子为领袖；五是知识分子应当根据有知识出知识的原则，对民众进行宣传、组织、教育和训练。

　　妇女占全国民众总数的一半，并且力量也并不比男性弱，为了持久战的最后胜利，组织动员妇女积极参加抗战便格外必要。为此，严景耀在《论妇女》一文中，通过梳理妇女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不同处境，明确指出人类直到发展至社会主义社会时，真正的妇女解放才能实现。同时，通过回顾与反思肇始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妇女运动发展史，鲜明揭示全面抗战为妇女运动所规定的新任务，即中国妇女运动必须突破过去仅限于一部分先进妇女的范围，而应扩展至女学生、职业妇女、女工、农夫与家庭妇女等群体。由此全面抗战的民众就能得到更加广泛的动员。

坚持集体大统一与个人自由

　　中国之所以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盘散沙”的状态。这种状态因何产生？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态？严景耀在《中国统一论》中作了解答。在他看来，“一盘散沙”正是中国过去未曾统一的写照，其原因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中可以找到，即几千年封建宗法社会所形成的家族主义及扩大开来所形成的地方主义。中国统一的过程，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逐步开始的。因为这种侵略在破坏自给自足社会的过程中将原本联系不多的地方渐次联络起来，使得人们的生活范畴由过去的家族主义与地方主义向外扩充开来，在思想上产生了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不过，与抗战形势的飞速发展相比，我国的统一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需要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努力，在实践层面建成全国范围内庞大的不可分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过程中，要有勇气从各个方面提出一切问题供大家讨论、批评和斗争，从而化合成集体的大统一，也就是真正的统一。

　　为何集体的大统一就是真正的统一？严景耀在《论集体生活——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检讨》中将集体的生活比作座谈会，认为集体的意见并非座谈时不同个人意见的总和，而是这些意见所形成的辩证的总化合。这就意味着，个人与社会是相互创造、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对立统一关系，亦即一个过程的两方面，动态形成了“我是小社会，社会就是大我”的基本格局。

　　在这种基本格局中，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即个人自由与集体的关系如何？为此，严景耀在《论自由》中作出分析。他认为个人自由只能在集体中实现，离开集体的个人是最不自由的。作为人类最大集体的国家具备了社会主义性质后，便能够给人民创造一切所需的机会与自由，因此就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对全面抗战而言，中国民众应有国民所应享受的自由，至少包括政治的自由、思想教育的自由和经济的自由。但是国民政府却未能给予保障，为了确保抗战建国的顺利进行，国民政府应当兑现其对民众的承诺。

　　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政治领袖的作用不容忽视。政治领袖可以区分为反时代的领袖与时代的领袖。前者完全是愚弄和欺骗群众，并对群众的利益进行剥削。而后者则能洞悉时代的客观事实，并能知道全国群众的真正需要，带领大多数群众向着时代而迈进。法西斯领袖是前者的代表，而社会主义领袖则是后者的典范。在全面抗战时期训练时代领袖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领袖既不能落在群众运动后面，也不能一直往前冲而失却了与群众的接触；二是领袖必须是集体化的，因此需要打破个人英雄主义的桎梏，而能够了解、分析、综合群众的集体意志。这样既可以确保集体意志代表了群众的共同意志，而且个人自由也在集体中得到充分保障。

　　综上所述，严景耀在全面抗战时期的政治论述，围绕抗战这一总目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人类学等理论，以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对话意识，对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错误论调予以旗帜鲜明的批驳，对促进这一目标实现的正确观点予以深入透彻的阐扬，并对个人与集体、自由与纪律、领袖与群众等关系作了切中肯綮的分析。

　　（来源：团结报，作者：齐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