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开国少将甘祖昌三次提出回家务农，妻子是何反应？

1957年7月的一个傍晚，病房的窗外蝉声聒噪，甘祖昌压低嗓子说：“我已经把第三份申请递出去了。”护士听不懂，妻子龚全珍却瞬间明白，这位少将又一次把战场交给了年轻人，把自己交给了稻田。

事情并非突然。甘祖昌对土地的特殊情感，得追溯到三十年前。1926年，他在江西莲花县挑着扁担去集市，路边一位赤卫队员喊他去听“穷人翻身”的演讲，他就把扁担往地上一扔，干脆直接报名。那天大雨，他鞋都泡烂。有人取笑，他只说了一句：“烂鞋不碍事，烂日子才碍事。”从此，革命把他和家乡紧紧绑在了一起。

长征途中，他在雪山上失温过，在草地里迷路过，却从没忘记那句口头禅——“队伍走到哪，土地跟到哪。”抗战爆发后，他调入三五九旅。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让他第一次系统摸到农业科学化的门道：怎样育苗、怎样灌溉、怎样把荒地变良田。战友说开枪他勇，拿锄头他更疯。

1949年解放军西进，他任第一兵团后勤部部长，翻过天山，拓荒准噶尔盆地。运输、粮秣、被服，桩桩细活与吃土打交道，正合他胃口。然而命运下绊子。1952年那场桥梁事故造成的脑震荡，让头痛成为他终生伴侣。一度有传闻说他可能转入行政序列，可他断然拒绝：坐办公室离庄稼太远。

1955年授衔前夕，军区拟给他师级待遇。他翻阅名册，直言“评高了”。报告写得干脆：“我在后勤工作，功劳有限，请求降至营级。”文件上批了条批语——“不同意”。9月27日少将星闪烁，他却对妻子叹了口气：“肩章亮，心里却沉。”那并非矫情，在他眼里，军衔是组织的鼓励，不是往后躺平的理由。

身体却不配合。剧烈头痛时，他能昏迷一小时。军医建议去庐山疗养，他人在山中，心却飘到新疆农场。隔三岔五，他偷偷帮园丁修梯田，结果又一次晕倒。院领导没了脾气，只能劝：“养好再干也不迟。”甘祖昌摇头，“养好了，我要回老家种地。”

第一次申请回乡务农被驳回，理由是医疗条件差；第二次申请，领导干脆在乌鲁木齐城外给他划宅基地，“既能种地，又近医院”。他还是不签字。他笃定：真正的土地情怀只能在家乡完成，他要兑现和战友陈春林当年的口头约定——革命成功后带乡亲们吃饱穿暖。

第三次申请递交时，他没告诉任何人。批文却悄悄下来了：同意转业，定为干部农民。他手握批文，反倒有点忐忑——妻子会不会埋怨？龚全珍剃刀般爽利，她在子弟学校管教导处，事务繁杂，却从没说过一句苦。听到消息，她只愣了两秒，接着问：“老家的房子还能住吗？”甘祖昌点头。她便笑：“那我就成赤脚先生。”一个念头，两颗心，准头惊人。

出发那天，没有锣鼓，没有欢送，只有两口小木箱。一个装书，一个装锄头。龚全珍不舍教学用具，却还是把半新的粉笔装进箱子最底层。旁人劝他们留下家里分的前院洋楼，她说：“洋楼留着也得刷油漆，麻烦。”朴素得让人发愁。

回到莲花县坊楼乡，村口还是石板路，河水却比记忆里浅。甘祖昌拄着拐杖，望着稻田发呆。第二天，他就拿起锄头，示范平整田埂的“三七步”，当场让几个小伙子服了气。一个月后，合作社里流传一句话：“少将种田比老把式还狠。”

龚全珍的课堂设在祠堂，黑板是一块油光发亮的门板，粉笔屑飘得到处都是。她给孩子们讲《十万个为什么》，还教唱《映山红》。课间，她问学生：“知道咱们村有位少将吗？”孩子们眨巴眼，“就在稻田里！”小脸上写满骄傲。

值得一提的是，甘祖昌并未把自己当“荣誉顾问”。修水渠、建机耕道、推广早稻良种，他跑得比谁都勤。有人开玩笑：“将军，辛苦不？”他抹一把汗：“早点丰收，伤疤都不疼。”此后十余年，莲花县的粮食产量节节攀升，统计表分外好看，却没人特意提他的军衔。乡亲们更愿意喊他“甘师傅”。

也有人替他们惋惜：城市福利毕竟优渥。龚全珍听见了，只轻轻一笑，“好老师在学生心里拿奖章。”这句话传开，变成坊楼乡的口号。

1964年，甘祖昌因病情加重，再次住院。这一次，他带去一袋稻谷，吩咐实习医生：“测出含水率，看看够不够做种子。”医生哭笑不得，却真把稻谷全检验。检验结果优良，他才放心闭眼休息。两年后，他离世，墓碑上没有军衔，只有一句话——“老百姓的儿子”。

龚全珍没有离开。她把祠堂校舍换成砖墙，又带出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有人问她悔不悔？她说：“他喜欢土地，我喜欢孩子，这辈子不算亏。”

甘祖昌三次请缨回乡务农，从军旗到犁头，跨度惊人，却合乎逻辑。生命的前半段，他用枪杆子保家国；后半段，他用锄头守庄稼。若问妻子反应，就是一句朴素承诺：“你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这个跟随，不是附庸，而是并肩，也是那一代革命者最质朴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