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8日,首都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响起一阵简短的掌声,十几位头发花白的美国老人肩披纪念围巾走了进来。他们在护照检查台前重复一个要求——“请帮忙联络湖北,那位童先生,我们想当面致谢。”随行翻译一时没反应过来,只能先把行程按部就班推进。
半天工夫,国务院外办的传真就抵达武汉。湖北省外办立刻调卷、翻相册、打电话,一张泛黄的大悟山合影最终指向华中农学院退休教师童世光。跑腿的小伙子到农学院时,正好碰见老人拄着拐杖散步。听说明来意,童世光摆摆手:“照片留下,人我就不见了。”声音低,却透着倔劲。年轻人楞在那里,不明所以。
故事得从1944年4月的鄂豫边区说起。那年春天,陈纳德指挥的美军第14航空队对武汉与长江沿线的日军据点实施地毯式轰炸,空中火网密到连空姐也得侧身而过。激战中,美机被击落并不稀奇,跳伞落地则成了飞行员唯一的生路。
一名外号“老布”的少尉就在潜江湖区挂伞降落。脚还没站稳,他便拔出信号枪向草丛乱射,生怕被日伪或土匪擒住。襄河地委得到线报,急需一名能对话的翻译。童世光,这位燕京大学出身的“书生县长”,临危受命。
童世光没有带枪,只带了纸笔和一瓶雪花膏。赶到湖湾,他隔着水面亮出一封写满英文的信:欢迎来鄂豫边区,愿意提供食物、药品和安全通道。老布眯眼读完,大笑着跳进水里游向对岸。岸边群众紧张地握着梭镖,直到童世光挥手示意方才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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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途中,五师司令部又接到情报,另一名飞行员比格勒受伤被困稻田。童世光和通信员连夜赶去。英语母语者突然听见熟练发音,一下子放松,比格勒几乎是被背上担架。“You saved my life!”他激动得一句话重复三遍。
李先念随后将童世光调至师部,成立“国际招待所”,专管美军联络。师部考量到饮食问题,派童世光女婿肖健章潜入汉口,硬是在日伪警戒最严的租界请来一位会做菲力牛排的厨师。牛排、咖啡、黄油面包端上来时,美国人愣了足足十秒。
童世光与沈少华的职位之争也在此时出现。电报任命他兼任联络部长,他却三番五次推辞,理由朴素:“真正跑外联的还是老沈,名头不给我也行。”最终,李先念折中:对外用“所长”,对内仍保留“部长”,文件不必再改。
1944年6月,大悟山举行鄂豫边区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几位被营救的飞行员受邀出席。会后,少尉白劳德在笔记本写下两条观察:其一,新四军并非谣言中“土匪”,而是组织严密的抗日武装;其二,官兵人手一本课本,课堂就在山坡。
送别那天,李先念将一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塞到白劳德手里,让童世光翻译:“请转交陈纳德将军,算作五师对盟友的小小敬意。”白劳德郑重敬礼,机舱门关上前还朝山坡大喊:“We’ll be back!”山谷里回声清晰。
抗战胜利后,童世光调回地方,从事教育与政务。数十年间,他极少提及大悟山往事,直到1988年的那张传真把记忆重新掀开。照片里,他站在队伍最左侧,身穿灰布中山装;美军情报组长迈克逊则把胳膊搭在他肩头,笑容夸张。
省外办再次登门,带来了来访名单以及老兵们的亲笔信。信里说,他们多半已身患沉疴,但仍想亲口说一句“谢谢”。童世光沉默良久,把信对折收进书案,轻轻合上抽屉。几秒后,他转身嘱咐工作人员:“代我向朋友们问好,再告诉他们,山坳里的茶林还在。”
美方代表团最终没能见到当年的翻译官,只能驱车前往大悟山旧址。石阶苔藓厚得能打滑,招待所旧址剩下一堵青砖墙。老兵们在残墙前排站拍照,把军礼维持了整整一分钟。有位老飞行员偷偷抹眼泪,小声嘟囔:“童先生,I understand.”
第二年,华中农学院收到一只木盒,里头放着那张大悟山合影的复制版和一柄银质纪念匕首。盒盖下侧刻着八个字:To our Chinese brother。校园档案室将其定为一级文物,旁注写着:中美并肩抗战的见证。
童世光去世于1991年,遗嘱中唯一的特殊要求是把那封1988年的亲笔信留给学校,“也许哪天学生们会用得上。”今日再翻,墨迹已淡,却仍可辨认那行斜体英文:The friendship we made in war will never f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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