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案发后，负责审判的蒋鼎文三人请求免于死刑，惹得蒋介石大怒

1950年1月29日晚，时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自己的住处被捕。尽管他在事后逃脱，但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中，有一个记事本，上面写了“吴次长”三个字。

这三个字，是导致吴石暴露的直接原因。

尽管当时国民党保密局已经把目标锁定在了吴石身上，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吴石就是潜伏的中共情报员。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时，也因为没有证据，汇报的十分简略，时任参谋总长的周至柔要求毛人凤要调查清楚这件事。

专案组少将组长谷正文为了拿到证据，以吴石老部下的名义上门拜访吴石夫人王碧奎，从王碧奎的口中套出了吴石与朱枫有过多次联系。

毛人凤将此事上报蒋介石，蒋介石震怒，严令周至柔调查吴石，在之后搜查吴石住宅的过程中，发现了他签署给朱枫的《特别通行证》有关文书。

原来早在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后，吴石就意识到了朱枫可能已经暴露，于是派副官聂曦提前通知他躲避，并在2月4日以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签署了一张通行证，朱枫后来拿着这张通行证乘军机前往舟山群岛，但无奈舟山群岛当时已经戒严，到处都是特务搜捕。朱枫只能以生病为由躲在医院里。

1950年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

朱枫被捕后曾试图吞金自尽，但是未获成功，看守意识到如此重要的人如果死在舟山，难免被追责，于是紧急派飞机将朱枫送到台北医院治疗。

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吴石。

吴石、朱枫被捕后，均遭到敌人严刑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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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聊过吴石案不少细节，上篇文章中也讲了不少细节。

这次我们聊点别的。

在吴石案发以后，国民党保密局在事后总结中，他们认为此次之所以能破获这起案件，完全是因为朱枫违背了地下工作原则，即与蔡孝乾发生了“横的联系“，才导致了暴露。

这句话其实对也不对。

作为我党地下工作的开拓者，周总理在规定地下工作纪律时，确实有过严禁“横的联系”，即不同地下战线的同志彼此不产生关系，以免一个点被破坏牵连出一串的情况。

不过，朱枫与蔡孝乾虽然发生了“横的关系”，但却并不算是违反纪律。

当时，朱枫是被派到台湾负责联系吴石的联络员，因为朱枫在台湾还有个养女，她能够以探亲的名义到台湾。可问题就是，朱枫自己并没有在台湾工作生活的经历，想要与吴石接触，并接受传递情报，就要先在台湾立足，这样一来，她必须要得到在台湾的地下党同志帮助。

蔡孝乾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负责领导所有在台的地下党，朱枫与他联系，自然也是合理的。

吴石、朱枫、陈宝仓的暴露，关键还是在于蔡孝乾被捕叛变。

蔡孝乾这个人虽然是老资格党员，但是贪图享受，他在任台湾省工委书记后，便挪用党费购置房产，甚至包养情妇，他两次被捕，都是因为贪图享乐，甚至在第一次被捕逃脱后，明知道敌人在搜捕他的时候，还要冒险外出到西餐厅解馋。

谷正文后来也是抓住了蔡孝乾这个人贪图享乐的特点，才成功使其叛变，并顺藤摸瓜破坏了台湾省工委的全部组织。

这和1948年重庆地下党组织因《挺进报》事件遭到完全破坏有相似之处。

尽管重庆地下党组织破坏是因一张小小的《挺进报》引起，但随着敌人搜捕规模逐渐扩大，许多基层党员即便是被捕以后，面对酷刑依然是坚贞不屈，反而是少数领导同志，被捕后承受不了酷刑从而叛变。

这部分叛徒有共同的特点，即担任党的领导职务以后，很快腐化堕落，甚至对党的纪律不以为然。

当时，被关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苦思这场惨痛的经验教训后，写下了狱中意见（即狱中八条）：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将这份报告带出来，并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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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文虽然劝降了蔡孝乾，但他对这个人其实是看不上的。

“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

“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最高。”

（注：张志忠为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牺牲后1998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像朱枫这样的联络员，在被俘之后受尽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国民党当局在事后检讨中，却对她评价颇高，除认为她“党性坚强，学能优良”，还盛赞她在被捕以后企图吞金自尽的行为：

“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之前我们聊过吴石，并且考证了吴石并非是履行了入党手续的中共党员，仅是中共地下党发展的情报员，无论是在案发前还是案发后，吴石的行为都表明，他在向党自觉靠拢。

就连国民党当局也在事后承认，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根据参与过吴石案审理的李资生撰写的《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记载来看，吴石最初被捕，起初并不知道保密局已经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情况，仍然以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压人，一直到后来主官人员悄悄暗示他，吴石才明白情况。

吴石在狱中受审期间，虽然也讲了自己部分的经过，但基本上都是顺着敌特提供的情况讲的，而涉及到其他人的问题，吴石还要想方设法为之开脱。

李资生认为：

“所以，我们说吴石‘诚意’‘坦白’，是在侦讯人员有计划的盘问中，使他不能不诚实，不能不坦白。严格地说，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根据吴石的狱中日记记录，从他被捕之后的3月5日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他频繁受审，这给他带来的极大的精神压力。

吴石关押的地方条件也很差，那是一个不到五平米的屋子，因为国民党当局抓人太多，这个五平米的小屋子后来塞进了太多人，一开始只有4个人，到最后猛增至10人。

本来就已经受到极大精神压力的吴石就连休息也没办法，甚至到最后只能站着。

至5月10日，经医生检查发现，吴石的血压已经飙升到了200多，医生认为，如果再这样下去，吴石不用等到上刑场就已经因为脑溢血死亡。

考虑到吴石的重要性，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调整吴石牢房的环境。

原来和吴石同处一监牢的刘建修（比吴石晚10天入狱）在2009年8月接受采访时回忆了吴石在狱中情况，因为身份特殊，吴石在一些条件上比其他囚犯稍好一些，但该受的刑是一点也没少。

“每一次吴石受讯问回来，身上都会带着新伤，他被凌虐得非常厉害，躺在地上不能动。”

吴石因为在狱中受了酷刑，后来一只眼睛看不见了，应该是因为受刑伤到了视神经的缘故。

很多资料以及文章中均提到，吴石等人在被捕之后，在审讯的过程中都还比较配合，“供认不讳”，以期能争取一定的宽大处理。

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即便吴石在狱中“交代”了所谓一定的内容，但也基本上都是和自身相关的，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非党员的身份（地下党发展的情报员），他不太能了解到当时台湾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另外一方面也和他刻意隐瞒有关系，否则敌人也不会给吴石上重刑。

图|吴石遗书的封面

吴石从被捕入狱开始，心里就很清楚，自己能走出牢房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所以断断续续的写了份遗书，因为条件有限，这份遗书是写在《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的背面，为行草所书，约有2000字。

吴石在这封遗书中，详述了自己生平过往，并对妻子以及子女的挂念，读来令人深有感触。

或许直至此时，在吴石的心目中，台湾解放是近在眼前的，而自己此时此刻却身陷绝地，不免有些悲凉。

整篇遗书读来，给人一种满是遗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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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底至4月初，随着对吴石等人侦讯的结束，对于“吴石案”相关人员的最后处理也提上了日程。

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的周至柔于4月7日签呈蒋介石，提出对“吴石案”审判人员的架构：

“奉：交办本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叛乱一案，业饬军法局侦讯终结，依法应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庭。陈派该局简二副局长曹秉喆、简三军法官宋膺三为本案审判官外，拟请指派战略顾问、二级上将蒋鼎文为审判长，战略顾问韩德勤、刘咏尧为审判官。当否，签请示遵。”

在经过一个月的审理后，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呈文周至柔，提出对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给予重判，但免于死刑。

周至柔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闻听后勃然大怒：

“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审判不公，并为罪犯说情，殊为不法之至，应即明该三员革除原职为要。”

1950年6月9日，蒋介石亲自核准了死刑宣判，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吴石等人就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从吴石案发到死刑判决下达，拢共也就三个月。

蒋介石之所以要如此效率的办成这件事，从当时情况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蒋介石对吴石确实感到了失望。

随着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上全面失利，蒋介石为了东山再起，急于整顿军事，他心里很清楚，过去国民党军军事上势力，内部派系众多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就有意要绕开诸多实权派系，重组军队，急需要大量富有军事才干的，年龄稍小的将领来充实。

图|抗战期间蒋介石交办的“学术较优人员”调查表

大约是在1949年，蒋介石在日记中手抄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是蒋自认为与诸多派系无关，年龄在三十岁至五十岁左右，且富有才干的年轻将领。

在这份名单中，吴石高居第二。

之前我们说过，吴石虽然身上带有一些桂系的色彩，但他毕竟不是桂系实权人物，多数时间都是以“技术将官”的身份，在蒋介石看来，吴石符合他的要求。

从抗战时期，蒋介石就在关注吴石，但一直没有提拔重用他，一直到1949年，才将吴石调至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位子上，短时间里更是提到了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位置上。

很多人以为，参谋次长就是副参谋总长，但其实还有区别。在国民党当局系统中，国防部部长一直就是个空名头，实权掌握在参谋总长上，而参谋总长之下就是副总参谋长，作用是协助参谋总长，而参谋次长是分管一部分业务的主官（比如分管情报的就是情报参谋次长）。

参谋次长从职务级别上来讲，逊于副总参谋长，但就职权上讲要高于副总参谋长。

1949年夏秋，吴石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后，蒋介石几乎是以极严厉的口吻，要求他迅速到台湾报道，原因在于当时已经是渡江战役后，蒋介石将重心已经放在了台湾。

当时，蒋介石已经意识到，解放军必然要发起对台战役，而深通军事且又是福建人的吴石绝对要算得上是可用之才。

吴石案发以后，对蒋介石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图|蒋介石对吴石等人死刑的核准意见

1950年2月27日，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蔡孝乾被捕的情况后，顺便还提到了吴石可能牵涉其中，蒋介石当天就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句话：

“殊为寒心，令即逮捕。”

整个吴石案调查审判过程中，蒋介石都是亲自关注，后来更是对吴石案相关人等都处以极刑，不难看出蒋介石对吴石“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二、蒋介石对吴石处以极刑，有杀鸡儆猴的意味。

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仍然要面对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纷争，随着在大陆军事势力，国民党内部不乏有要蒋介石承担责任的声音（事实上蒋介石确实应该承担责任）。

有意思的是，当时美国人对蒋介石也失望透顶，并提出了多个“倒蒋”的方案，除了当时远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一再声称自己才是合法元首，到美国人有意扶持孙立人、吴国祯上台，其目的都是如此。当时，台岛上不少人都倾向于接受美国人的条件，以便于尽可能的争取美援。

蒋介石对此忧心忡忡，曾提醒儿子蒋经国：

“布置警备以防西安事变重演。”

蒋介石不想承担失败的这个责任，所以他就只能把要求他承担责任的人全部处理干净。

“吴石案”恰好就发生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本来以吴石的情况，是可以争取不用死的。

毕竟当时几乎所有的对吴石不利的证据，都是模棱两可的，蔡孝乾不认识吴石，他交代不出有关吴石的直接的情况，而朱枫被捕后也未说出对吴石不利的情况，至于那张证实吴石“通共”的通行证，吴石也大可以推诿给是手下人做的，自己毫不知情。

可蒋介石为了清理国民党内部不听话的那些派系势力，强硬的拿吴石开了刀，目的是告诉所有人，哪怕是像吴石这样身居高位的人，一旦选择背叛他，那么最终只有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