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能做过于清晰的理解

英国有一位颇具“魏晋风度”的诗人与学者，就是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的A﹒E﹒赫斯曼。他在牛津读书期间不问学业，放荡不羁，最终因不能通过古典和哲学的专业考试而被开除学籍。他喜欢喝酒，喜欢作诗，出版诗集和散文集。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如果一条狗在抓跳蚤时依据某个数学原理，或是面积和人口的统计学数据，那么除非偶然，它是绝对抓不到跳蚤的。”这句话讽刺专家或编选者拘泥于古板的规则，不加思考，不动脑筋。其实，文学不能做过于清晰的理解。

赫斯曼在一篇《诗歌的名与实》的文章里指出，诗是不可分析的。诗歌是纯粹的形式，不应受到意义的干扰。很多诗人专注于形式上的创新，却并不一定在内容方面有所创新。不管是古典诗还是现代诗，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形势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古典诗由四言到五言，由五言到七言，到绝句、律诗，发展出严格的格律限制。诗歌本身就有语言的创新性，有意象与意境的朦胧性、多义性，并不能做刻板的解释。有人读了《枫桥夜泊》，非得追究“月落乌啼霜满天”是夜里几点。读了《赋得古原草送别》，非得追问“春风吹又生中”的“春风”是几级风。这种读诗方法已经完全跑偏，没有通过诗人展现的意象领悟意境，而是刻板地理解诗歌，甚至要用尺子来丈量一下，当然也就离着诗歌的审美十万八千里了，而对于诗歌的内容，更是没有深刻的体会。诗歌本身就有意境的朦胧性，甚至很多意象都是朦胧的，并不能说是哪个季节，也不能说是几点几分，完全忽略时间和空间，甚至出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构思状况，连接古今中外，横跨历史长河，天上地下无所不通，简直就是诗人的意气支配，一以贯之，酣畅淋漓，

诗人创作的时候，完全进入自己的主观思想境界，不会顾及旁人怎么想，写出来之后可以修修改改，但并不一定完全顺遂读者的心愿。诗歌本身具有多义性，高兴的人看到了高兴，悲伤的人看到了悲伤，而他们看到的都是同样一首诗，等于把诗歌本身当成了自身思想的镜像，想看到什么就会看到什么，不想看到什么往往视而不见。散文也是如此，可以写人写事，似乎比诗歌要客观准确一些，但散文也有写得优美的，用词朦胧而多义，让读者反复揣摩。读者除了要揣摩作者的创作心态，就要揣摩整篇散文表达的思想，联系自身的经历，似乎能生出无限的感慨。过一段时间再看，同样一篇散文，仍然会产生以前的感触，但也有可能产生新的感触。因为人生阅历不同了，思想境界不同了，读以前读过的文章就会产生不同的感悟。人生顺遂的时候，读一篇散文，感触到的是积极的方面，而人生落魄的时候，读同样一篇散文，感受到的是消极的方面。文章是一样的，只是看的人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心情和视角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已。以前书生考中之后可以作官，在官场春风得意，看到的都是那些成功者，是那些迎来送往的官员，而看不起老百姓，也看不起像屈原那样的人。而一旦他们被贬，就感到了仕途险恶，看到了世态炎凉，就会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甚至感觉自己就像屈原，报国无门，只能踽踽独行。

词和曲出现之后，很多文人要填词作曲，只是为了符合音乐的需要，当然也有一定的内容。很多词曲只是形式大于内容，而内容方面却往往缺乏创新，总是用先前朝代的事情，用意义固定的意象，却没有太多的创新，而配的乐曲方面却有一定的创新。当然也有写得好的词和曲，似乎词比曲要高雅一些，文人士大夫们可以欣赏。而曲大多有民间曲调的意思，适合于戏台演出，不入文人士大夫的法眼，当然也有文人士大夫试着写曲。不管是词还是曲，都有一定的曲调，也都有一些固定的写法、格式限制的内容，而不是内容创新。即便读者阅读多次，也仍然凭自己的主观感受来阅读，而不能根据别人的阅读经验来阅读，没必要让别人来规范，自己读到了什么就认为是什么。哪怕有了误解、误读的倾向，也仍然要把握住自己的感触。当然可以和别人阅读经验相互比照，看一些评论来纠正自己的偏见，但读词曲获取的第一时间的感悟还是要抓住的，毕竟是自己的感悟，哪怕是误解也是珍贵的。倘若非得按照格律来填词作曲，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当代人都用白话文，不用文言文，再用文言文来填词作曲，就有一些俗套了。填词填不过宋代人，写曲写不过元代的，只能用白话文写一写散文、小说或剧本，仍然不能写得太瓷实，不能写得太真，要有一些朦胧性和多义性。

倘若所有作家都按照自然主义写法来写，力求完全还原生活真实，也一定有了偏差。因为作家在创作之前进行了构思，哪怕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写，要完全忠于现实生活，也有语言方面的变异，有自己的认知限度，并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不管是作家用了虚构的手法，还是用非虚构手法，不管是用了象征主义写法，还是用了自然主义写法，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地还原现实生活，总要产生一定意义的畸变，甚至给读者造成误解。这是创造规律决定的，并不是作家本人决定的。即便作家本人想完全还原现实生活，力求从各个角度看待某一件事，也不能做到全知全能，甚至容易引发很多误解。既然如此，那么很多作家就不再追求完全还原现实生活，而是采用虚构的手法来写小说，力求构建自己理想的小说世界，或者说要把好故事写给读者看。作家创作能力强不强，要看他能不能完整讲述一个故事，而能够完整讲述，却偏偏打乱次序，弄所谓解构主义手法，给读者制造阅读障碍，就算是和国际接轨了，其实只是故弄玄虚，造成很多歧义，却洋洋得意。真正的创作不是这样的，是扎根现实生活，长期观察，长期积累，努力写成自己想象的样子，虽然不一定完全满意，但大多数篇章能够满意就可以了，或者说写出来之后读者感到满意就可以了，起码能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作家不至于饿死。至于作品究竟会让读者产生怎样的想象，产生怎样的影响力，作家就不知道了。

文学总是模糊而多义的，带有一定的朦胧性。越是这样，文学越像披着朦胧面纱的纯真少女，吸引很多人观看。但人们看到的大多是隔着朦胧面纱的面容，却无法一睹庐山真面目。美就美在朦胧性，倘若去掉了面纱，美丽少女的面容公之于众，人们看多了也就厌烦了，倘若隔着一层面纱，始终让人觉得面纱后面是最美的，却始终无法看到，那么人们就要努力想办法看到。文学由此而产生了用户粘性，吸引很多读者观看，或许这就是距离产生美的效果体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