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案受害人代理律师曝光庭审细节：高承勇表现很平静，没有致歉

2017 年 7 月 18 日清晨 7 点，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门外的修路工地还没开工，十几位面色凝重的人已经站定。他们是 “白银案” 的被害人家属，比法院通知的开庭时间早到了两个小时。

警戒线外，市民曾先生来回踱步，他和高承勇同岁，三十年前在舞厅见过这个男人，“白银人被他折腾了几十年，今天总算等来了说法”。

上午 7 点 55 分，四辆警车的警笛声刺破晨雾，直接驶入法院地下车库。开警车的李师傅后来对记者说，押解途中的高承勇让他 “发慌”—— 这个背负 11 条人命的男人全程一言不发，连呼吸都没有丝毫急促，“干了几十年的法官都没见过这么淡定的犯人”。

清洁工大姐趁午休透过门缝张望时，只看到一个留着平头、穿白短袖黑布鞋的男人闷坐椅上，戴着手铐脚镣，始终不吭声，头上的头套直到庭审开始才取下。

法庭上的平静：没有歉意的 “理性供述”

上午 9 点，合议庭成员落座，审判长是白银中院刑庭副院长赵永奇，公诉人由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护民担任。因涉及隐私和未成年人，庭审依法不公开进行，但走出法庭的代理律师们，还是透露出令人震惊的细节。

“他太冷静了，冷静得不像在受审。” 一位不愿具名的代理律师说，高承勇对 11 起案件的细节记得一清二楚，法官问话时他积极回应，甚至会自己调整话筒高度。庭审进行不久，他主动提出 “站累了要坐一会儿”，坐下后便直直盯着前方，从未抬头看一眼旁听席上的被害人家属，更未说过一句道歉的话。

辩护人朱爱军的说法印证了这一点：高承勇对所有犯罪事实全盘承认，没有翻供。“犯罪情节太恶劣，我们做不了罪轻辩护，只能核对证据链。” 朱爱军透露，正因为高承勇认罪 “配合”，第一天庭审就顺利审理了 7 起案件，下午 5 点便结束了程序。

这种平静背后藏着更令人发指的真相。据办案刑警事后披露，高承勇曾坦言杀人是为了 “取乐”，1998 年最疯狂时，“心里慌就必须杀个人，晚上想起来会兴奋”。

他作案前会特意穿深色衣服掩盖血迹，风声紧时暂停作案，风头过了再伺机下手，2002 年后停手只是因为 “身体控制不住反抗” 和 “怕指纹被采集”。

赔偿与正义：无法弥补的生命之痛

庭审间隙，民事赔偿成为家属们最无奈的话题。崔金萍的弟弟崔向平说，他家提出了赔偿要求，但心里清楚 “根本拿不到钱”。高承勇没有任何资产，各家家属的索赔金额从 57 万到 200 多万不等，却都只是 “走个程序”。

“赔多少钱能换我姐姐回来？” 崔向平的反问戳中了所有家属的痛处。1998 年 11 月 30 日，白银公司女职工崔金萍在家中遇害，这个家庭的完整从此崩塌。

法院西门外，一位穿红黑长裙的女士告诉记者，当年曾因 “杀手专杀红衣女性” 的谣言，把刚买的红风衣压进箱底，至今留下心理阴影。

而高承勇的平静在谈及家人时才出现一丝波动。刑警回忆，审讯时只有提到两个孩子，他才开口问 “不牵扯孩子吧”。这个培养出大学生孩子的父亲，却对 11 个受害家庭的破碎毫无愧疚。

法槌落下：迟到的正义与法治的温度

2018 年 3 月 30 日，白银中院一审宣判，高承勇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侮辱尸体四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法学专家彭新林解读，虽然其罪行极其严重，但法院需严格依法定罪，仅能以现有罪名顶格处罚，最终的死刑判决已是 “罚当其罪”。

值得注意的是，高承勇在庭审前曾多次撞墙自杀未遂，法院为此调集了三县两区 20 多名法警维持秩序。但到了庭审现场，他收起了自毁倾向，用极致的平静完成了对受害人家属的又一次伤害。正如曾先生所说：“他哪怕有一点悔意，我们心里也能好受些。”

当押送高承勇回看守所的警车再次鸣笛驶出法院时，记者们的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这场跨越 28 年的追凶终落帷幕，11 条逝去的生命未能复生，而法律的严惩，终究是对正义最基本的交代。

本文系社会新闻/真实案件改编，本文图/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