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开始莫名讨厌你、孤立你，不是你变了，而是你不合群了

当我们谈论“合群”时，是否曾想过：那些被群体孤立的人，真的是因为“变了”吗？

1083年的黄州，东坡田地里的苏轼正蹲在泥里拔草。他的长衫沾着草屑，头发因为连日的劳作有些蓬乱，却依然笑着对身边的农人道：“这萝卜籽撒得密了些，明日得匀一匀。”路过的行人或许不会想到，这个在地里挥汗如雨的中年人，曾经是京城中最受瞩目的才子——21岁中进士，被欧阳修誉为“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30岁任殿中丞，与沈括、章惇等名人诗酒唱和，是官场圈子里的“风云人物”。

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不合群”，其实从童年就开始了。

苏轼的“不合群”，并非后天形成，而是刻在童年的教育里。他出生在四川眉山的书香门第，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更是知书达理。小时候，苏轼读《范滂传》，看到范滂因弹劾贪官被诬陷，临刑前与母亲诀别，便问母亲：“如果我像范滂那样，为了正义得罪人，您愿意吗？”程氏摸着他的头说：“你若能像范滂那样坚守本心，我难道不能像范滂的母亲那样支持你？”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埋在了苏轼的心里。

青年时期的苏轼，带着这样的“本心”走进官场。他中进士后，欧阳修对他的文章赞不绝口，甚至说：“我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但苏轼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反而更关注民间的疾苦。他在凤翔做签判时，看到当地百姓因旱灾颗粒无收，便上书请求减免赋税；在杭州做通判时，遇到瘟疫爆发，他亲自调配药方，设立“安济坊”救治病人。这些举动，让他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却也让他在官场中显得“格格不入”——因为他不喜欢迎合上司，不喜欢参与党争，更不喜欢说违心的话。

当“合群”变成“站队”，他选择了“不合群”。

王安石变法的到来，让苏轼的“不合群”更加明显。1069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市易法等一系列变法措施，试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苏轼却看到了变法中的弊端：青苗法规定农民向官府贷款，利息高达二分，比民间高利贷还高；市易法让官府垄断了市场，商人无法生存。他上书神宗皇帝，批评变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认为这样的变法只会“害民而无益”。

王安石得知后，非常生气，派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苏轼不愿与王安石争斗，主动请求外调杭州。在杭州，他修苏堤、治西湖，做了很多实事。但即使这样，他依然没有逃过“不合群”的命运——昔日的好友沈括，因为支持变法，开始讨厌苏轼。沈括借出差的机会，利用苏轼对他的信任，收集了苏轼的文章，找出一些“诽谤变法”的句子，向朝廷举报。虽然沈括没有直接绊倒苏轼，但苏轼还是陷入了“乌台诗案”，被关进了牢狱。

那些“不合群”的时刻，其实是他最清醒的时刻。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他没有消沉，反而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他在东坡田地里种地，自号“东坡居士”；他写《赤壁赋》，表达“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感慨；他研究美食，发明了“东坡肉”“东坡肘子”等名菜。这些举动，让他在困境中找到了乐趣，却也让他在官场中更加“不合群”——因为他不喜欢参与党争，不喜欢迎合权贵，更不喜欢改变自己的本心。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作为反对变法的领袖，上台执政。他决议“凡变法内容，一律铲除”，甚至要废除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苏轼觉得不对劲，他认为变法虽然有弊端，但也有可取之处，比如免役法让农民不再需要服劳役，应该保留。他劝说司马光：“变法不是全错，应该综合考虑，别走极端。”司马光不听，气得苏轼喊他“司马牛”。结果，苏轼又被贬了——这次是岭南。

当“不合群”成为“自我”，他活成了自己的光。

在岭南，苏轼依然保持着“不合群”的本性。他吃荔枝、种水稻，教当地百姓读书写字；他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他甚至在海南儋州，建立了“载酒堂”，收徒讲学。这些举动，让他在岭南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却也让他在官场中更加“孤立”——因为他不喜欢迎合朝廷的旨意，不喜欢参与党争，更不喜欢改变自己的本心。

苏轼的一生，都在“不合群”中度过。他被贬黄州、惠州、儋州，走遍了大江南北，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本心。他说：“人间有味是清欢”，认为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合群，而是来自保持自我。

当“不合群”成为“勇气”，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苏轼的“不合群”，并没有让他被历史遗忘。相反，他的文章、诗词、美食，都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不合群”，也成为了一种精神——一种坚守本心、不迎合世俗的精神。

今天，我们依然会遇到“合群”的问题：比如在工作中，同事们都在说上司的好话，你是否会选择沉默？比如在生活中，朋友们都在追求名牌，你是否会选择朴素？比如在网络上，大家都在骂某个人，你是否会选择理性？

苏轼用一生告诉我们：“不合群”不是罪过，而是一种勇气。当你被群体孤立时，不要怀疑自己，因为你可能只是“不合”那个“虚伪的群”“功利的群”“盲目的群”。真正的自我，从来不需要靠合群来证明。

当“不合群”成为“自我”，你就是自己的光

1101年，苏轼在北归的途中去世。他的一生，虽然被贬多次，但他始终保持“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