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香港,朱枫收到女儿阿菊从台北寄来的信,阿菊生了孩子,想请母亲帮忙带外孙,信纸刚落,她正为华东情报局跑事,组织缺一个能进台湾的人,而她和阿菊的母女关系,正好能当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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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枫在香港码头抱住儿子朱明,说妈妈很快就回来,登船后她把旗袍的纽扣一粒粒缝进衣角,每粒扣子都藏着密码,是往后传情报的钥匙,没人知道她这一趟去台湾,要从吴石将军手里接出多少军事情报。
台北的警务家属院里,朱枫白天抱着外孙哄着,晚上就上阁楼跟地下党碰头,女婿王昌诚慢慢觉得不对劲,她为啥总在半夜听大陆的短波电台,为啥总说去市场,回来却带着印着俄文的本子,1950年某天,朱枫突然跟阿菊说要提前回大陆,她收到了消息,台湾地下党有人叛变了,她已经被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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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途中,朱枫在浙江定海被抓,审讯室里她把金镯塞进喉咙,吐出的脏物染了白大褂,装成自杀,特务撬开她的牙,抠出首饰,接着又打,行刑前她自己往前走,旗袍上还带着台北老宅的桂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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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9年,学者才看出来骨灰罐上写的“朱湛文”是写错了,当装着遗骨的袋子送到北京,朱枫的外孙女在机场轻声说,外婆,回家了,陈莲芳一直到九十多岁去世,都没去领那罐骨灰。
历史的裂缝里,朱枫用命护住了信仰,陈莲芳用不说话保住了家,台北的枪声早停了,可这两个女人在时代夹缝里选的路,现在还在问人,当忠和亲扯在一起,活着到底要付出什么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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