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经济政策的效果及争议

作者：马雪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关税政策作为核心举措，与通胀走势、财政收支以及制造业回流目标紧密相连，成为评判特朗普经济政策成败的关键。

在延续第一任期关税壁垒、减税、放松监管的基础上，特朗普第二任期升级政策力度与覆盖范围：推出“对等关税”，激进扩张关税政策；签署《大而美法案》，深度调整财政政策；全面放宽行业限制，系统放松监管。这一系列经济政策引发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其中，关税政策作为核心举措，与通胀走势、财政收支以及制造业回流目标紧密相连，成为评判其经济政策成败的关键。

关税引发的通胀是暂时还是长期的？

关税引发的通胀是暂时还是长期的，是评估特朗普2.0经济政策的核心争议之一。特朗普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提高关税只会造成一次性价格冲击，不会导致未来价格持续加速上涨。其实践经验，是2018至2019年中美贸易战中，关税对美国通胀影响较小。由于消费者选择替代品和企业优化供应链等调整行为，加之出口国货币贬值抵消了部分价格压力，当时的关税仅造成一次性价格冲击，对最终产品成本影响仅持续了四个季度，呈暂时性特征。

但当前关税政策与2018年有本质不同，通胀更可能长期化。

▲美国洛杉矶港。

一是政策转向冲击规模空前。与2018年局部、小幅的关税调整不同，此次关税调整表明，美国已告别近百年的低关税传统，进入高关税制度新阶段。微小的政策变动可通过市场自身的均衡机制缓冲，但如此大规模的冲击可能打破现有经济系统的稳定状态。

二是地缘政治加剧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驱动的关税对抗可能引发报复循环，导致关税政策反复调整、长期延续，使企业难以通过稳定的供应链规划或成本控制对冲价格压力，进而让通胀压力持续累积。

三是汇率抵消效应显著弱化。对此前关税的通胀缓冲，部分是依赖出口国的汇率调整，但当前许多国家已处于货币低估状态，受国内经济稳定因素影响，通过进一步调低汇率抵消关税冲击的政策空间有限。

四是美国国内公众的通胀预期升温。公众通胀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特性，若民众普遍预期未来物价将持续上涨，会倒逼企业提前涨价、劳动者要求加薪，形成“工资物价螺旋”，进而将暂时性通胀转化为长久性通胀。

关税收入能否弥补减税的财政缺口？

由于减税政策的长期财政可持续性一直备受质疑，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将减税与关税深度绑定，构建起一套政策组合叙事。他强调关税带来的额外财政收入可为扩大减税规模提供空间，形成“关税保护本土产业、减税提振市场动能”的互补逻辑。

▲7月4日，特朗普签署“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

从政策落地来看，特朗普“对等关税”、行业关税相继落地，近几个月美国关税收入大幅增长，屡创新高。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截止8月29日，本财年美国关税收入累计已达1835.6亿美元。与此同时，特朗普力推《大而美法案》在国会通过，开启大规模减税进程。据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未来十年美国减税规模将达4.5万亿美元，而同期计划削减的支出仅1.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财政赤字将新增3.3万亿美元。

鉴于关税收入受国际贸易环境、企业的相关调整等影响，其稳定性远低于其他税收收入，这波关税收入激增可能会逐渐减弱。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若按美国当前拟实施的10%关税税率估算，未来十年关税带来的净财政收入约1.58万亿美元。一方面，这1.58万亿美元与3.3万亿美元新增赤字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即关税收入难以持续支撑大规模减税；另一方面，关税还会削弱减税的经济刺激效果。高关税推高进口成本，既压缩企业利润空间、抑制投资意愿，又推升国内物价、降低居民实际消费能力，最终抵消减税本应带来的增长效应，进一步制约财政收入的长期增长潜力，使财政缺口的填补更具挑战性。因此，在减税规模相对有限的阶段，关税收入或许能部分填补财政窟窿，但长期来看，关税无力弥补减税造成的缺口。

制造业回流目标能否达成？

特朗普政府将推动制造业回流列为核心经济目标，试图通过关税保护等政策工具，促使企业将海外生产线迁回美国。从当前进展看，美国凭借关税施压签署的贸易协议中，虽涉及数千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承诺，但这些投资不仅需数年时间才能逐步落地，其最终成效还将取决于美国国内投资环境的稳定性。

▲9月4日，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签署日本对美投资备忘录。

从供应链转移的实际周期来看，不同行业的迁移速度存在显著差异，整体需数月至数年不等。以纺织业为例，由于上游供应商数量相对充足、季节性合同期限较短，且行业监管门槛较低，其供应链转移速度通常较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转移速度最慢的汽车行业，美国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车企已与零部件制造商签订了有效期至2028年的锁定合同，短期内难以调整供应链布局。此外，航空航天与制药行业因涉及安全合规要求，监管审批程序复杂，即便启动工厂迁移，也需数年时间才能完成新厂区的建设与投产。

关税虽可推动关键高科技制造业发展，但低技术含量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可行性极低。据阿波罗咨询的分析数据，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年薪超7万美元，而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年薪约1.3万美元，印度更是仅为2300美元左右。巨大的薪资差距意味着，对多数产品而言，企业在海外生产并承担关税成本，可能仍比将工厂迁至美国、支付高额薪资更具成本优势。即便部分企业选择在美国新建工厂，也大概率会采用高度自动化生产模式，从而使实际新增就业岗位数量远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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