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末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也更加强化。台湾人民此前借助政治结社、文化启蒙、社会运动等形式开展的反日斗争难以继续,在岛内几乎无法进行任何公开的抗日活动。但台湾人民并未停止抵抗,以各种隐秘的形式展开抗争。台湾军司令部收集的情报中就记录了两起岛内的抗日事件。
第一起是江保成等人密谋武力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抗日事件。江保成是台南州新化郡人,曾参与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抗日事件(也称噍吧哖事件)。由于对当地警察强迫保甲民修建道路极为不满,加上认为在中日两国的战争中,日本一定会被打败,台湾军主力将会被派到大陆战场,到时中国军队将会趁机登陆并收复台湾,江保成因而联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台湾同胞,准备到时与登陆的中国军队相互呼应,先袭击高雄州旗山郡警察派出所,然后在全岛开展武装斗争,一举从日本人手中夺回台湾。可惜江保成等人的秘密谋划被台南州新化郡警察课侦察得知,殖民当局随机展开镇压,截至1938年1月3日,有4人被检举,另有包括江保成在内的十余人被殖民当局全力搜捕。此次事件除江保成所在的台南州新化郡外,涉事地区还包括台中州竹山郡、台南州嘉义郡以及高雄州恒春郡、旗山郡;参与人员不仅有汉族人,还有阿里山的少数民族同胞。
江保成抗日事件发生后不久,在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斗争的李友邦等人曾在《东南日报》刊登文章,号召岛内同胞“扩大阿里山的反日暴动”,所以江保成抗日事件后来曾被传为“阿里山反日暴动”。
第二起抗日事件是新竹州几名青年知识分子展开的反日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竹州的施儒珍、王如钦、詹德知、郑万成、杨金辉、杨进发等人积极谋划推翻日本殖民统治。他们的年纪都在20岁至30岁之间,是日本割占台湾后出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此时又大多在殖民当局的行政部门或其他所属机构工作,某种程度上算是殖民当局的“体制内”人员。但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日台人差别待遇和殖民当局的愚民政策极为不满,希望台湾能够独立乃至回归中国。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是信奉共产主义的新竹州内务部劝业课雇员施儒珍和民族主义者、新竹庶民信用组合候补书记员杨金辉,他们此前即密谋扩大和强化组织,七七事变后开始策划实施抗日活动。1939年9月,殖民当局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逮捕了施儒珍等人。由于施儒珍等人与原民众党干部黄旺成过从甚密,殖民当局认为这些台湾青年的反日思想来自黄旺成的教唆,于是在同年12月将黄旺成也逮捕入狱,直至次年10月才将其释放。
施儒珍等人在被殖民当局逮捕后,面对日人警察的审问,态度极为坚定,曾平静地表示,即使被处以死刑,或者被流放到国外,也绝对不会放弃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初衷。他们还向殖民当局坦言其信仰的坚定,表示他们是在进入中学以后,在“自己是台湾人”的意识影响下产生了跟日本人对抗的心理,到了专门学校时代,“我们的祖国是中国,我们的同胞是汉民族”这种民族意识逐渐明晰,并从此在内心充满强烈的抗日思想。他们不仅无惧于殖民统治者的打压,甚至以被检举为荣,表示“我们今天被检举,相当于赋予我们台湾人的地位和名誉。”
来源: 《两岸关系》杂志202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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