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我卫星发生危险，处置不好就掉入外国，张爱萍的处置令人叹服

“16点20分，发动机还能再点一次吗？”——1984年1月30日下午，西昌发射场指挥大厅里，一个声音透过耳机急促地传向千里外的西安测控中心。

谁都明白，若那颗不足一吨的“铁疙瘩”此刻掉头朝地球扑来，十几个国家都在它的潜在坠落区里；处理得当，它就是中国迈向静止轨道的敲门砖。椅子上的张爱萍，袖口攥得发皱，却没有挪动半分。

回想四十八小时前，东方红二号A星本该一气呵成完成“三级跳”。一二级发动机表现完美，第三次点火却仅维持了五秒便熄火，卫星被抛在六千公里的椭圆轨道上，姿态混乱、太阳能板背光、镉镍电池飞速放电——活像被扔进深海却忘了带氧气瓶的潜水员，窒息不过是时间问题。

对于主权国家而言，轨道失控并不只是技术挫折，更是外交隐患。美国1970年代同类事故留下的外交笔记依旧摆在总参资料室里：一旦残骸砸中他国，赔款只是小事，数据泄露才是灾难。张爱萍翻过那些档案，页角被他压得卷起，可谁也没想到自己会在七十四岁时亲自面对类似考题。

当年决定研制通信卫星时，思路就够大胆——直接攻上三万六千公里静止轨道，不搞低轨验证。“一步到位”的理由其实很朴素：国内地形幅员辽阔，光靠微波和短波，边疆与沿海如隔山海；而海军刚起步，远洋若没同步卫星，指挥就像盲人划船。正是这些现实需求，让1975年的预算案里多出了一列“GEO通信卫星”条目。

十来年过去，硬件磨出来了，运载火箭也增肌成功，可真实发射永远比实验室苛刻。A星事故一出现，西昌大厅几乎静得能听见秒表滴答。技术总指挥抬头看向张爱萍，眼神里的含义简单：要不要放弃？

放弃，意味着重新排产，至少两年；救援，概率不到五成，还可能砸了邻居的玻璃。张爱萍的回答干脆：“先把它调头，有事我担。”一句“我担”掷出，大家仿佛同时换了气压，一股劲儿涌上来。

抢救方案只有一个：利用仍剩余的第三极推进剂来个“反向翻身”。问题是点火窗口极短，偏差超过五度，高空高速下的卫星瞬间就会错失姿态锁定。凌晨到傍晚，遥测站一遍遍计算弹道，张爱萍一直坐着，连茶水都凉了换、换了凉。

16点43分，西安口令下达，远程指令上传，六秒之后，发动机复燃。大厅里先是一片寂静，随后一条轨迹曲线在屏幕右上角稳住，太阳能板迎光，充电电流回升——整整二十个小时的高悬弦终于落地。有人想鼓掌，却被张爱萍抬手压下：“别急，先看它能不能稳住轨道。”稳，是军人口中的最高奖赏词。

A星最终停在六千公里过渡轨道，尽管达不到正式业务高度，却足够完成全部通信链路测试。数据显示，语音、传真、图像一一打通，后续整套地面站验证节约了半年工期。可以说，A星用一次惊险“翻身”，买来了下一发B星的十成把握。

1984年4月8日，东方红二号B星点火升空。三节火箭层层脱落，闪光划破川南夜空，那几秒安静得连心跳都被放大。B星入轨信号传来时，不少老工程师眼眶泛红，扭头假装检查仪器。张爱萍依旧没动，他的目光贴在遥测曲线上，直到通信载荷全功率开机，才慢慢吐出一句：“这回，可以告诉首长们，成了。”

然而天公依旧喜欢考人。入轨第二天，渭南中心报告：卫星腹部温度猛涨，超过设计极限。技术组建议“放电＋侧躺”，既要降温，又得防止通信中断。那几日里，张爱萍连夜留守，短打棉衣就睡在临时行军床上。温度终于降到安全值，可卫星还得重新站起身子对准赤道。技术员调角度时，他就守在旁边看时间表，像战场上掐点发起冲击一样。

4月17日18点，静止通信卫星工作稳定。西昌—北京—乌鲁木齐，第一通同步卫星电话在全国直播线路里穿过。张爱萍拿起话筒，没有念草稿，只抛出一句半玩笑半试探的问候：“老王，哈密瓜熟没？”那头愣了两秒，随即爽朗回应：“明天空运一箱！”线路清晰度高到连呼吸声都能分辨，观众席上掌声才算真正爆发。

这通电话之后，国内七套电视节目开始通过卫星转发，部队舰船试验性使用C波段链路，南沙补给船第一次实现实时传真。军内有个评估报告写得很直接：若无此星，我军海上指挥仍停留在短波与旗语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张爱萍在总结会上没谈半句个人功劳，只反复提醒几件“小事”：故障预案要写得更细，遥测站带宽必须扩容，发射大厅的紧急制冷系统也要换代。他说过一句并未留存于官方纪录里的话：“打仗靠的是手里那口钢刀锋不锋利，航天也一样。”

历史资料显示，1984年至1986年间，国内通信容量因B星投入翻了一倍多，国家气象预报、边防电讯、灾情救援陆续接入卫星通路。张爱萍后来调职，他再没回到西昌，但每逢卫星发射，他总会让秘书打电话问一句“天线调准了没有”。

巡天之事，归根到底仍是国防之事。那一年，险些掉落他国的东方红二号A星留在天空，也留下一条经验曲线——遇见危机，敢担风险，才有后面笃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