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吴石将军牺牲后，敢出来保护他家人的竟然是这两个人

1950年吴石将军牺牲后，敢出来保护他家人的竟然是这两个人。

台北那天，马场町的枪声响个没完，那地方谁都不敢去，吴石被押过去，几分钟的事，旁边站的人都一个表情，没人说话，什么审判都没有，就这么定了，听说是国民党情报口那次动静最大的一次，后来很多人都记得那天，可他家里人去了哪，没几个人关心了。

吴石人没了，他老婆王碧奎还在牢里头，什么都不知道，消息封得死死的，她不晓得丈夫已经不在了，更不晓得家里成了什么样，外头的邻居一声不吭，老房东直接把东西都扔到门外，过了几天，一口旧箱子被人顺走了，里面几封信也没了。

吴石那两个孩子，大的叫吴学成，十六岁，小的吴健成，才七岁，头一回在街上晃，没地方去，台北的街头，没一户人家敢开门让他们进去，这不叫流浪，这是被人躲着，连要饭的都比他们强，因为他们是“匪谍”的孩子，没人敢沾。

都说人死了就完了，可留下来的那些人，日子才刚开始，台湾那会儿白色恐怖，谁都懂“叛徒家属”这四个字的分量，马场町的事一传开，吴石家人的身份也就明了，谁见了都绕着走，生怕惹上麻烦。

吴学成带着弟弟，俩人去翻垃圾堆，找人家不要的馒头，晚上就睡公园的长椅，嘴唇都冻紫了，也不哭，他们和其他流浪儿不一样，爸爸是中将，刚被枪毙，妈妈关在牢里，街坊邻居都装不认识，身上什么都没有，身后也没人，就剩兄弟俩。

陈诚跟吴石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北伐的时候还是一条战壕里的兄弟，后来一个从政，一个在军界，路子不一样，但交情还在，1950年那会儿陈诚是行政院长，说话有分量。

吴石出事，陈诚没表态，位置不一样，他不能替一个“叛徒”说话，可一听说吴石俩孩子睡在大街上，他坐不住了，想了半天，就一句话，这事不能不管。

陈诚心里有数，这事不是随便帮的，一个电话都可能被人拿来做文章，可他还是做了，没出面，悄悄找人安排，一边想办法让王碧奎保外就医，一边给孩子找了个能躲起来的地方。

王碧奎从牢里出来，瘦得脱了相，头发白了大半，她都没想到这岛上还有人肯帮他们，没人告诉她是谁，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是陈诚在后面托着。

那时候，连路边摊都不敢卖给吴家孩子一碗饭，陈诚没签过一个字，没留下一张纸条，但事儿他办了，他不为吴石的立场辩护，也不喊冤，他就是认那份旧情，当年北伐，陈诚被围，是吴石带兵把他救出来的，这事他一辈子都记着，所以话不多，就是让这家人有条活路。

有人问他怕不怕被人说闲话，他就回了一句，我知道他是谁，这就够了。

吴荫先是吴石的族孙，不是当官的，就是个普通人，听说吴石俩孩子在公园里过夜，二话不说就把人领回了家，有人劝他别惹事，小心饭碗不保，他就一句，是人就不能看着不管。

他家不大，也不富裕，硬是挤出个地方，让俩孩子有张床睡，有口热饭吃，没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也没人给他发奖状，但就是这一步，让俩孩子活了下来。

因为有他，那俩孩子没冻死在那个冬天。

吴荫先家里后来也受了些牵连，单位找他谈过话，街坊邻居也指指点点，他什么都没解释，很多年后，吴健成在回忆录里写，他说那是我爸的命，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留下的孩子饿死。

就这么一句话，两个孩子后来都能读书，能出国，能重新有个家。

人是救下来了，日子还是苦，王碧奎出狱后给人缝衣服，做点针线活，一双手全是针眼，吴学成没书念了，去街上擦皮鞋，一双鞋换一碗面，吴健成拼了命读书，他知道不能再让妈妈操心，在学校成绩再好，也没人跟他玩，背后都叫他“匪谍的儿子”，他就忍着，憋着一股劲，一路考上台大，又拿了美国的全额奖学金，那个在垃圾桶里找吃的孩子，最后成了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员。

他心里明白，能有今天，是因为那一年在台北，有两个人没把门关上。

吴石在大陆的几个孩子，日子也一样不好过，大儿子吴韶成因为这层关系，被送去劳动改造，牙都掉光了，不到四十岁，嘴里没几颗好牙，大女儿吴兰成被分到大兴安岭，零下四十度的林场，干了快二十年，一家人隔着海，三十多年没见过面。

1981年，洛杉矶，王碧奎总算把几个孩子都聚到了一起，她做了一桌子福州菜，没谁给菜起名字，也没人拍照，就是一桌人，一边吃，一边掉眼泪。

1993年，她在洛杉矶走了，90岁，临终前就一个念想，想把吴石接回来。第二年，吴石和她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北京香山，墓碑上就八个字，丹心在兹，与山河同。

陈诚和吴石再也没见过面，一个守住了自己的立场，一个保住了朋友的孩子。那个吴荫先，后来有人去问他，他就说了一句，那是应该的。

那个年代，太多人的命是被大势推着走，可总有那么几个人，在所有人都掉头的时候，愿意开一扇门，伸一把手，这不叫什么伟大，这就是人。

他们救的不光是两个孩子，是一个家，是一些本该活下来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