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牺牲后，没人为她收尸料理后事，当时通知了阿菊

朱枫牺牲后，没人为她收尸料理后事，当时通知了阿菊，但她怕被牵连，没敢去！之后被拉到医学院做了解剖，就草草火化了！
1950年台北，六月的雨下得很急，朱枫的名字却在那片湿漉漉的空气里消失得干干净净。
马场町刑场外，没人等她，也没人哭，她一生精明强干，无数次与死亡擦肩，但这一次，没有人能拉她一把。
她的尸体冷冰冰地躺在极乐殡仪馆的白布下，身份、信仰、骨肉……都成了不便启齿的秘密。
朱枫，这个名字在浙江镇海的老宅里，曾经充满温柔和胆量，1905年，她出生时，家里还没有被战争的阴影笼罩。
宁波女子师范学校的课堂上，她听师长讲述世界的变革，五卅运动的火苗点燃了她的青春。
抗战爆发，她用家里最后一点积蓄买下棉衣、药品，悄悄送到部队，1938年，她加入新四军，负责后勤和情报，她的生活，像一根紧绷的弦，随时准备断裂。
到了1945年，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先后在重庆、上海、香港等地周旋。
她用自己的双脚丈量过秘密的弄堂，冒着暗夜的风和雨，藏过无数情报，结识了无数同志，也目送了无数消失的背影，她的眼神里，有过温情，也有过决绝。
但她最放不下的，还是女儿阿菊，1949年冬天，朱枫接到组织任务，要去台湾传递情报，她换上了素净的衣服，化名朱谌之，带着一口淡淡的乡音坐船去台湾。
她告诉身边人，是去看望阿菊和外孙，实际上，她在阿菊家的小杂货铺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最普通的母亲，白天数着零钱、帮着理货，夜晚却在厨房灯下悄悄整理暗号、送出消息。
可现实的刀子，总是快得让人措手不及，1950年2月，叛徒蔡孝乾出卖了她，被捕那天，朱枫没有惊慌。
她只是对阿菊说：“别怕，妈妈不会连累你。”国民党当局用了最残忍的手段，打算撬开她的嘴，但她只是咬紧牙关，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亲情、信仰、痛苦，在她心里纠缠、燃烧，她暗暗记住了窗外的天色，仿佛要把记忆里的每一点光都留给女儿。
6月10日，刑场上没有一句告别，朱枫被拖下警车，枪口响起时，她的眼睛还望着灰蒙蒙的天。
没有人站在她身边，除了两个冷漠的看守，她的命运，就像一块被抛弃的石头，沉入黑暗。
事情发生后，极乐殡仪馆的门口，来了个穿灰衣的中年男人，他手里拿着一张通知单，神情紧张。
工作人员低声说：“这是政治犯，无人认领。”男人点了点头，把通知单揣进怀里，脚步踉跄离开，其实，早有消息传给了朱枫的女儿阿菊。
那一刻，阿菊在家门口坐了很久，手紧紧握着门把手，指甲掐进肉里，她想冲出去，可又想起母亲说过的那句“别怕，妈妈不会连累你”，她最终还是没有去。
朱枫的遗体被送往台北医学院，解剖室里，几个穿白大褂的学生窃窃私语，他们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只知道她是“无主尸体”。
冰冷的手术刀划过皮肤，解剖记录本上只写下了编号，没有姓名，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朱枫的故事无人知晓。
解剖结束后，她的尸身被草草火化，骨灰被装进一只普通的盒子，送到了富德公墓的无主区。
那一片公墓，草长得很高，风吹过连名字都带不走，朱枫的骨灰盒被随手放在角落，几年后连位置都没人记得。
偶尔有雨夜，有流浪猫在墓碑间穿行，谁也不知道这里埋着怎样的往事，朱枫的名字，从台北的档案馆到镇海的老宅，都成了不能提起的秘密。
时间过去了整整六十年，2010年，台湾作家徐宗懋和几位志愿者辗转多地查找，终于在富德公墓的无主区找到了她的骨灰盒。
那一刻，天空晴朗，阳光落在灰尘满布的盒子上，仿佛也有了一点温度。
2011年清明，朱枫的骨灰被安葬在镇海老家，家人和后人终于能在墓前献上一束花，说一句：“妈妈，您回家了。”
朱枫的一生，从没被谁温柔以待过，她用最快的速度成长、学会说谎、学会隐忍，最后用最冷静的方式走向死亡。
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也没有等来最后的拥抱，她的故事，藏在了风声里——没人为她收尸料理后事，阿菊也没敢去。
她的遗体被解剖、火化、遗忘，但她的名字，最终还是被人记起，被一代又一代人念起。
有时我在想，倘若朱枫能再选择一次，她会不会在刑场最后回头，看看台北的天，再多留下一点温柔？但她最终选择了最坚硬的方式，把一切都留给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