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22日凌晨,台北马场町刑场笼罩在湿冷的雾气中。两名士兵用担架抬着一名奄奄一息的囚犯走向刑场中央。这位瘦骨嶙峋的中年人因高血压昏迷多日,临刑前被注射强心针以维持意识。他就是前台湾义勇队总指挥、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李友邦。尽管他抗日时期功勋卓著,但最终被蒋介石以“妻是匪夫必同罪”的逻辑定罪,成为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清算的典型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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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邦的路要从台北芦洲说起,1906年出生,少年时在街头串联反日,被殖民当局通缉,1924年人到了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念书,抗战打起来,他在浙江金华把台湾义勇队组起来,口号挂在队旗上“保卫祖国、收复台湾”,队里跑前线做医疗救助,摸线索写材料做宣传,1943年升到中将总队长,家里另一头严秀峰在战地也没停过,1939年打东洲沙保卫战,外界叫她“抗日花木兰”,两人走在前线的样子,被人称作“烽火侠侣”,这段抗日履历亮在那儿,战后回头看,在岛内却成了被盯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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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社会进入戒严,1950年严秀峰因为和中共地下的朱枫有来往被扣上“通匪”,判十五年,调查往来里没看到李友邦参与,毛人凤和谷正文向蒋经国讲过他的情况,说人干净,蒋介石那边对台籍精英的政治忠诚一直悬着心,1951年十一月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会,蒋介石当着人问李友邦一句“你妻子是匪谍,你会不知情”,话音落地就叫宪兵带走,这一幕把那套按关系定案的做法摆在桌面上,证据缺口没补上,亲属牵连就成了扣子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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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进去的日子不好过,青岛东路看守所的房间光线暗,血压高肝病重站不起来,公开审判迟迟不见,1952年4月21日三军总医院给出病况报告,说生命只剩四十八小时,军法局那边随即把死刑流程往前推,判决书上桂永清批了“立即执行,以儆效尤”,蒋介石红字“照准”,速度压着程序走,这种办案节奏在当时档案里看得清楚。
同期的人里有吴石、朱枫,他们的材料里能看到情报往来的记录,李友邦这案子靠的是连坐,事情过去多年,李的名字又出现在另一面,2005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外墙挂他的肖像,2015年家属拿到“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同一个人被不同场景使用,历史记忆像符号一样四处被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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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案子带出来的影响落在岛内政治也能看到,整合大陆与台籍精英的那套安排没跑通,蒋氏父子内部的力量分工也被外界讨论,蒋经国知道情况没有介入,制度里个人的取舍显得谨慎,严秀峰出狱回到芦洲李宅,一直做为夫正名的事,讲话里提到两岸同胞要努力和平统一,她到2015年离世前都在重复这件事。
从马场町的枪声,到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的刻名,李友邦这一生像拼图,抗日战场的角色摆在前面,冷战格局里又被推到另一边,个人遭遇和时代的框架交织在一块,后来人站在纪念碑前,眼睛要看的是权力怎样落到人身上,司法的线怎样拉直不打结,把程序守住,把事实说清,史料在公共空间里才不会被用着用着就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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