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原中央妇女部长周月林向组织提一要求，被批示同意

“1979年3月，北京，天还带着料峭的寒意——‘同志，我想落叶归根，可行吗？’”七十三岁的周月林望着眼前的接待员，语气平和却坚定。这句话很短，却把她二十多年隐忍的惦念全部抖落出来。两个星期后，她收到了批示：同意迁往浙江新昌，与丈夫的亲人作伴。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平反、离休、安置，这三件看似行政流程的小事，背后叠压着半个世纪的战火、牢狱、误解和坚持。很多人只记住她“蒙冤二十五年”，却忽略她为何执意回到那个小山城——那里埋着梁柏台，也埋着她最锋利的青春。

1906年，她生在上海闸北一间潮湿的棚屋里。家里太穷，九岁就进棉纺厂拉线。棉絮飞得人喘不过气，可她记得的是另一幕：1925年“五卅”那天，枪声和怒吼像电流劈进她的耳膜，她跟着人群冲上南京路——街边橱窗的玻璃碎了一地，也碎掉了她对旧日秩序最后的顺从。

夜校教师张琴秋注意到这个嗓门宏亮的小姑娘，把她拉进工人俱乐部，又引入党组织。说句实在话，那一年她才十九岁，却敢拿传单当扇子在人堆里摇。1926年秋，组织送她去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异国的白桦林下，她认识了负责华侨事务的梁柏台，两人第二年结婚。婚礼很简陋，一张合影都没留下，但他们约定：“一旦回国，走到哪里都算革命一线。”

1931年冬天，夫妻俩从海参崴辗转回到上海。没坐热炕头，又接命令奔瑞金。路被敌军切断，两人只好先留在闽西。梁柏台出任中央苏区保卫局局长，她则在红军学校负责士兵思想工作。几个月后，刘伯坚部队打通通道，他们才真正踏进瑞金。

瑞金时期，周月林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妇女部长”是什么分量。一次公审官僚主义干部刘开，她被推上主审席。台下人头攒动，张闻天侧身对同伴说：“有这样的人做妇女工作，中央缺不了她。”不久，她便被任命为中央妇女部长，邓颖超兼秘书长。周月林后来回忆：“邓大姐政治嗅觉极准，我常带着难题去请教，她总能一句话点透。”

1934年春，毛泽东找她谈话，先听她汇报妇女动员扩红情况，随后话锋一转：“红军家属日子难，优待不够，前方兵心就散。”这番嘱咐让她意识到，战事再急，也得把后方安顿好。她带队挑水、洗衣、办托儿所，闽西老乡都说：“周部长管事接地气。”

同年秋，中央决定成立国家医院。毛泽东和张闻天点名让她当院长。她一度推辞：“我不是医生。”毛泽东摆手：“外行可以学，不学永远是外行。再说，政治领导也得懂医疗。”贺子珍在旁补了一刀：“女同志生产要是没人会接生，那才叫吃亏。”这一鼓动，她咬牙接下任务。从那天起，只要有人产痛，她无论深夜还是行军途中都赶到现场，几个月下来，居然摸出一套简易妇产科流程，战士们笑称“周院长比老西医靠谱”。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李德的“阵地战”方案通过，多数人附和，她却觉得不踏实。可组织纪律摆在那儿，谁也无法独行其是。她后来讲：“那段时间，我只管救护，不敢多问具体战术，但能感觉到氛围变了。”这股低压很快传导到每条战线上，长征随即成为唯一出口。然而出发前的一纸令，将梁柏台、项英、陈毅等留在分局，她也因此滞留闽西，再次与大部队错开。

1935年初，党中央安排瞿秋白、周月林、张亮潜往上海或香港开展地下工作，同时由邓子恢护送穿山越岭。他们抵达福建上杭，敌军搜捕愈发凶狠，队伍被迫分散。山路难行，瞿秋白本就患重肺病，周月林折返搀扶。“阿妹，你回来我就放心了。”瞿秋白的沙哑声后来成了她记忆里最沉重的一句。谁知转眼，一棵被碰倒的小树暴露藏身点，敌军鸣枪示警，他们全部被捕。

随后，她被押往龙岩，被以“叛乱”罪判十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启后，梁柏台的老乡出面担保，她得以假释。出狱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丈夫，却在浙江新昌听到噩耗——梁柏台已于1934年底壮烈牺牲。这条消息像钉子，把她整个人钉在原地。她跌坐在祠堂门口，哭不出声，只觉得喉咙被铁箍死死卡住。

抗战时期，她尝试联系党组织，但因缺乏证明屡屡碰壁，只能在上海、武汉辗转打零工。解放后，总算找到张琴秋，刚递交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请，却因“瞿案”再度陷入麻烦——有人诬称她告密害了瞿秋白。她被隔离审查多年，直至1976年才洗净嫌疑，恢复名誉。

平反当年，她被定为离休干部，待遇不错。可她心里一直有个坎：梁柏台长眠故里，自己却离他千里。于是，1979年那一声“想落叶归根”，其实是一位老人对青春战友的迟到守约。组织同意后，她在新昌与梁家亲属同住，偶尔给地方干部讲革命旧事。有同志劝她写回忆录，她摆手：“先把史实说清楚，再谈文字；我不想埋没任何细节。”

1984年，几位来自《浙江日报》的记者登门。周月林端着一壶茶，从厂童干到部长，从山林逃亡到囚笼，她一点点剖开往事。话说到瞿秋白那一段，她停顿许久，抬头只说了三个字：“无可奈何。”记者记录时发现，她对个人荣辱轻描淡写，却对每位牺牲者来龙去脉如数家珍。

如今翻检档案，周月林的名字并不显赫，但她所经历的，却是共和国历史高温区里的每一次震颤：苏区建设、红军长征前夕的艰险、敌后地下交通线的断裂、建国初政治风浪的裹挟，以及改革开放之初拨乱反正的艰难。说到底，她那句“可行吗”之所以格外响亮，正因为里面压着一个普通革命者长久被拖欠的心愿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