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的交通员刘青石，“假投降真回归”最后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

最后一个台湾地下党员的生死三十年在历史的夹缝中，有些人活着，就是为了证明一个真相。我们一起打开沉默的荣耀背后的那些历史人物！

1956年，一个男人拿着假护照从香港偷偷进入深圳。他怀里揣着十万字的材料找到了中共组织。这个男人叫刘青石，是台湾中共地下党最后被捕的交通员。

他表面上是国民党派来的间谍，实际只有一个目的向组织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接下来的二十七年间，他从农场到监狱，再到学校只为了等一纸平反通知书。这位曾经的隐蔽战线英雄，后半生都在为“证明自己”而活着。

在北京望京的一个普通小区里，邻居们都以为他是退休老师，没人知道这位老人曾是台湾潜伏时间最长的中共地下交通员。他就是刘青石，《潜伏》里余则成的原型之一。

有人说他是真英雄，在台湾墓地里躲了四年没叛变；也有人说他是叛徒，战友的家属看见他就骂，甚至有人放话说要找他报仇。

面对这些质疑，刘青石选择了沉默。他后来说：“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什么名呀利呀都不算什么。”

刘青石本来叫刘英昌，1923年出生在台湾基隆。那时候的台湾，街上到处都是日本人。

他从小就看不惯日本人欺负中国人，17岁那年，竟然和同学计划给日军下毒，结果事情暴露，被关进监狱关了5年，直到抗战胜利才放出来。

台湾光复后，他原本很高兴，但国民党来了之后发生的“二二八事件”让他彻底失望。他亲眼看见运河里都是尸体，这才明白“这个新世界没那么简单”。

1947年，通过一个叫吴克泰的老乡介绍，刘青石认识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就这样，他加入了地下党，干起了交通员的活儿。

刘青石当上交通员后，假装成商人，在台湾和大陆之间来回跑。他把密件放在避孕套里，再塞进牙膏里头。点心包装纸用密写水浸染后藏着重要信息，过海关时每一步都悬着心。

1948年6月的一天，刘青石拎着一份包装精美的点心从台湾前往大陆。没想到在舟山碰上了严密检查，排着长队的陆海空军警察全副武装。

更危险的是，太阳晒得太久，点心包装纸上的密写字迹隐约显现了出来。 “多晒一会儿那就完了，”刘青石后来回忆。

他急中生智顺利通过关卡。那一刻，他感觉“过那一关的时候实在太舒服太幸福了”。

1950年灾难降临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国民党保密局抓住，才一个礼拜就叛变了，交出了四百多名党员的名单。

蔡孝乾的叛变是毁灭性的。吴石将军、朱谌之等重要人物相继在马场町刑场牺牲。刘青石后来回忆，那时“台湾的马场町刑场，枪声就没断过”。

刘青石当时正在外面执行任务，本来要去救蔡孝乾，但他自己早已被盯上。走到一个联络点特务已经埋伏好，他装着不懂国语用台语瞎问，一把推开看守才逃掉。

逃亡路上，刘青石听到了战友朱谌之在马场町刑场牺牲的消息，内心无比悲痛。

05 墓地求生：四年野人生活

为了活命，刘青石带着四个人钻进了花莲月眉山的公墓。 “天不黑根本不敢出来，墓地里，到处是棺材和野草一睡就是四年。”

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吃野果子，采茶叶，自己种地瓜充饥。白天趴着一动不动，下雨时就找个破棺材躲进去。“没人说话最熬人，”刘青石后来回忆。

更痛苦的是，他的家人因他受牵连。父母被抓去坐牢兄弟们被盯着，妻子被迫自首。 “这种连累别人的感觉，比枪子儿还让人冷。”

弟弟给他带上山一份《中央日报》，上面登着蔡孝乾写的劝降信。看到这份报纸，刘青石懵了——带他上路的人，现在站到了对面。

1954年，在家人实在撑不下去的情况下，刘青石下山自首了。特务给他一个选择：要么做间谍去大陆收集情报家人可获释放；要么被枪决。

在痛苦的抉择下，刘青石看了看自己的父母妻儿，又想着一定要把台湾发生的一切告诉党组织，最终决定忍辱负重假意投诚。

1956年，他持假护照从香港潜入深圳。一到香港，他就把国民党特务给他的密写药水全扔进海里，主动找组织坦白。

面对统战部领导，他放声大哭，“像是一个受尽了委屈的孩子”。

回到大陆后，刘青石被送到北京清河农场劳动。 “一个月给三十块钱生活费，身份就剩这么点，”

农场一待就是二十二年，台湾那边的战友一个一个都给平反了，刘青石档案上还挂着“历史存疑”。他的家庭也散了，妻子带着孩子去了美国，信里写着“我不认识刘青石”。

直到1983年，组织上终于查明了真相，认定蔡孝乾是叛徒，刘青石在墓地那几年一个字都没吐，假投诚是为了保护组织。

拿到平反通知书时，他手抖得纸都抓不稳。27年的委屈，全在里面了。他恢复了党籍按高教六级退休，总算过了十年安稳日子。

2009年，《潜伏》热播时，刘青石在北京自己家里翻报纸，电视里余则成还在继续潜伏，他自己却一个人带着一身伤痕活着。

人生与艺术终究是两回事。余则成的故事是一个版本，刘青石的现实是另一个版本。

刘青石晚年曾说：“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什么名呀利呀都不算什么。”这位淡泊名利的老人，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与信仰。

如今，刘青石的故事已经成了那段历史的一部分。他晚年住在北京，很少提起过去。但在他家里，还留着当年往返台海的船票，发黄的纸片，还有从台北墓地带回来的土。

这些不起眼的东西，静静地讲述着那些没能等到天亮的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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