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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如果加沙停火、人员交换的第一阶段在接下来几天按计划落地,特朗普总统能收获一片赞誉。理由有三条,它们可能影响中东与美国的未来。
首先,走到这一步确实不易。需要在地缘政治层面打出一记“先碰库边再入袋”的击球:在最终落点抵达加沙之前,既要先在以色列、哈马斯、卡塔尔、土耳其、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沙特阿拉伯、埃及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碰库,又必须同时赢得各方信任。就难度系数而论,这已属顶级之列。能将此事筹划并促成的总统及其团队,确实值得称道。
第二,这只是一个多阶段方案的起步。所以,如果特朗普把这第一棒拿在手里,方案署着他的名字,并因推动落地而赢得掌声,就更能确保他持续投入,把和平计划的后续阶段也推进下去。那些阶段难度更高,而且我要再三强调,它们需要特朗普始终全情投入。总统先生,也许您对巴勒斯坦或犹太历史并不感兴趣,但他们现在都对您非常感兴趣。
我担心,特朗普并未充分认识到他让政府承接的这项任务有多复杂,而且这项计划将冠以他的名字。我们谈的是对加沙的“整体国家重建”:那里几乎被完全摧毁,却仍居住着大约两百万流离失所的人口。在国家安全团队规模小得令人忧心的情况下,特朗普将不得不统筹多项工作,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招募并打造一支多国安保部队以填补以色列撤出后的真空,从零开始重建加沙,以及组建一个过渡性治理架构来运行当地的一切。这一切都将在一个以色列政府的注视下进行,而该政府对哈马斯“死灰复燃”始终高度怀疑。
特朗普周四在内阁会议上以他一贯的夸张口吻表示:“我们结束了加沙的战争,而且在更宏大的层面上,创造了和平……希望是中东的永久和平。”我由衷希望他并不真的相信这番话,因为在他余下的总统任期里,他都将不得不为加沙事务持续奔忙。
话虽如此,如果更难阶段的实施取得成功,随着时间推进,它有望在一个全新的框架下重启“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这个框架把巴勒斯坦人、阿拉伯国家与国际社会共同纳入对加沙未来的托管之中。如果行得通,这种安排未来也许可以延伸至约旦河西岸。
我认为,特朗普的团队为应对两块被占领领土的未来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新模型,因为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已无法单靠彼此来解决冲突。加沙战争之后,双方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合作的齿轮全都崩掉。他们将需要美国与阿拉伯方面的长期和平担保。(这一点容后详述。)
如果这项和平计划的全部阶段都得以实施,并由此重建起通往巴以和平的道路,那就值得一座诺贝尔和平奖,甚至两座。
我希望特朗普因撮合该和平计划而得到应有的评价,还有第三个理由,它与中东无关。我抱着也许注定落空的期待,希望这能促使特朗普也在美国国内促成和解。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总统先生,确实如此。既然您以尊重和建立互信的方式,与各方打交道,为加沙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和平,甚至让美国的宿敌哈马斯也愿意信任您,请把同样的“外交本领”用到国内。与其以最站不住脚的罪名起诉政治对手,并且像您在“查理·柯克追悼会”上那样自夸“我讨厌我的对手”,把美国撕裂得像加沙一样,不如给所有人一个正向的惊喜:请民主党领袖到戴维营,向全世界宣告,在达成一份“美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和平条约”之前,您不会走出会场。请记住,胜选的是您,您是总统。树立一个积极的榜样,超越一切个人恩怨。通过妥协,看看您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促成多少好事。
如果您在国内做到这些,声望必然水涨船高。反之,若在中东扮演团结者,却在美国扮演分裂者,这份加沙计划终究会沦为失败总统任期中的脚注。
为此,我希望特朗普回想自己是如何把这盘中东棋撮合起来的。他的外交谈判风格相当“另类”。在谋求加沙和平时,特朗普既不热衷于“分配责任”的政治,也没有给任何一方贴羞辱性的绰号,其中包括以色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只在意能否同真正能拍板的人谈成“同意”,让事情发生,同时把自己推近诺贝尔和平奖。在这个地区,大多数领导人不是手上沾了血,就是把政治犯关在监狱里,有的只是因为倡议人权而坐牢。相较民主党总统,特朗普对他们而言反而是一种“松口气”的存在。他不把任何一方的人权“成绩单”当回事,但也不愿迁就他们惯常的托辞,比如“国内政治不允许我们妥协”。
特朗普的方式是:我不在乎你是谁,我只看你做什么。如果这对我有利、符合我的需要,你就是“好”;如果挡了我的路,我就让你付出代价。一般而言,民主党人并不擅长把“道德冷感”与“强制性外交”结合在一起并以和平之名运用自如,而这对特朗普来说几乎是本能。中东领导人把他视为“自己人”。
正如国务卿马可·鲁比奥所说:“总统打了几通非同寻常的电话,进行了几次非同寻常的会晤,需要极高的强度与投入,这才促成了结果。”哎呀,作为一个热爱研究中东的人,我真想旁听那些通话!
哈马斯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都会想办法把如今的结果包装成一项伟大成就,但这并不是他们在发动这场战争时所追求的结果。
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发动战争,部分目的就是要破坏拜登的方案。那套方案起步于在约旦河西岸改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这个哈马斯的政敌,后者接受了《奥斯陆协议》。在拜登的设想里,对“巴权”的改革将为与以色列就“两国方案”的谈判铺路,作为交换,沙特将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美国与沙特也将签署安全条约。哈马斯及其地区靠山伊朗都不愿看到由“巴权”牵头的“两国”进程,更不愿看到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否则伊朗与哈马斯都会陷于孤立。如今他们确实陷入孤立,而且遭到军事重创。
与此同时,在我看来,内塔尼亚胡自第一天起所采取的作战取向,是谋求让以色列对加沙的控制长期乃至永久化,其路径在于依靠某种“奎斯林式”地方势力(quisling local forces)来维系局面;而这种安排既不包括挑起这场战争的恐怖组织哈马斯,也不包括作为哈马斯合乎逻辑替代者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内塔尼亚胡持续设法使“巴权”丧失正当性,因为他不愿意出现一个能够同时代表约旦河西岸与加沙、且相对温和统一的巴勒斯坦谈判主体。那样一来,国际社会会立即对推进“两国方案”施加谈判压力。
“奎斯林式”地方势力(quisling local forces)这里的“quisling”并非普通形容词,而是来自挪威人物Vidkun Quisling的典故化外延。英语中“quisling”常指在占领或外来强权控制下,与其协同行动的本地合作者或傀儡代理,带有通敌、背叛本国(族群)利益的强烈贬义。其词义基础与历史情景见:布里塔尼卡《Quisling》条目与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SHMM)条目均明确指出,Quisling在1942至1945年主持纳粹支持的挪威傀儡政权,其姓氏遂成为“traitor(叛徒)/collaborator(通敌者)”的代称;《挪威大百科全书》给出其政权与战后叛国处决的事实;主流英语词典(Merriam-Webster)将“quisling”定义为“traitor(叛徒), collaborator(通敌者)”并标注1940年的初见用例;新闻史料普遍认为该词由英国《泰晤士报》1940年“Quislings everywhere”之社论推而广之,并经BBC等传播。(黄色引用线区域为译者对相应黄色背景文字的解读。)
但在特朗普这里,比比(Bibi,内塔尼亚胡绰号)得到的恰恰相反。特朗普的方案并未承诺巴勒斯坦建国,但它规定,随着加沙重建推进以及“巴权”的改革计划落实,“有望终于为巴勒斯坦人民通往自决与建国的可信路径创造条件,我们承认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内塔尼亚胡把以色列的命运完全押在特朗普身上,反而让自己落入特朗普的手心。
过去一年里,在推进其对加沙的“焦土政策”时,比比让全世界别来插手,让欧洲别来插手,让民主党人别来插手,让美国的自由派犹太人别来插手,让以色列的阿拉伯盟友别来插手,甚至让温和派共和党人也别来插手。
他把以色列的命运完全交到特朗普手里。他认为,特朗普拿出第一版加沙方案时,那是一份荒唐的设想,内容是把所有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并把那里改造成新的“里维埃拉”。在他看来,这等同于给了他将加沙夷为平地的“通行证”。
然而,当阿拉伯国家、美国的欧洲盟友以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出面介入,使特朗普回到一条真正的和平进程,并且明确表示以色列不得吞并加沙或约旦河西岸时,内塔尼亚胡已经没有任何可用的杠杆。如今总统就是特朗普,内塔尼亚胡已无法再借特朗普或共和党人去牵制这位总统;而在拜登任内,他正是这样做的。
这就是我们走到“此处”的来龙去脉。那么,“此处”为何重要?曾参加2000年戴维营谈判的以色列谈判代表吉迪·格林斯坦在给我的邮件中有一番精到的概括。按照他的说法,特朗普提出的20点计划提供了一个关键契机,不仅有望为加沙带来和平、解救人质,也在于“重申自1978至1979年戴维营协议以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外交进程的基本原则”。如何体现这一点?格林斯坦解释说,特朗普已经确立两条要义。其一,不会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进行任何单方面吞并。其二,经升级并完成改革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成为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自治机构,并在未来成为加沙的自治机构。至于政治前景,格林斯坦补充称,特朗普也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表达了认可,这在有效意义上“意味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某种形式的政治分离”。
正如我先前所说,如果这场可怕的加沙战争能停下来并且真正停得住,那就值得称赞,也足以登上漂亮的头条。可是,如果把整套计划贯彻到底,那就是一项足以写入史册、配得上诺贝尔和平奖的事业。若能让特朗普明白自己在中东之所以奏效的原因,也就是以“加法”而非“分裂”的方式来治理,并把这一点运用于国内,他将在国内成为一位更好的总统。能做到这一点,可谓“奇迹”。
这里的“加法”是一个政治隐喻,意思是用“把人拉进来、把条件叠加起来、把共识做大”的方式来治理和谈判,而不是用“分裂”的方式去排他、贴标签、制造阵营对立。(黄色引用线区域为译者对相应黄色背景文字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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