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错误：我怀疑，我的儿子是打针被针剂“溶”死的｜我在医院当律师12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是假期结束第一天，我和大家一样赶着上班，结果出事了——手机上工作消息狂响，一不留神，红灯亮了，我的车也压过线了。我发现，好像陷入到工作里的人，更容易犯错。

天才的许多作者们也是这样，大家几乎都有跟我讲过自己职业生涯里的小错误，我作为他们的身边人，知道他们遭遇的困难，甚至希望他们不会因为小错而太被责怪。

而今天的故事，就关乎到一个极少犯错、不敢犯错的职业——医生。

有一位医生努力抢救患者到了最后一刻，所有人都觉得她尽职尽责，表现堪称完美。然而医生却因为这起抢救，引发了一场耗时两年之久的医疗纠纷。

患者家属认为，自己的家人，是因为她打针而死的。

直到最后一刻，我们的作者，也就是状告她身后医院的律师，仍然同情着她。

刘业全的儿子死了，死在了一个冬日的清晨。

妻子、儿媳已经哭成了泪人，年仅7岁的孙女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那是太阳高悬、人间回暖的时分，他的家却陷入了冰点。

刘业全没想到，仅仅一夜之间，家就崩塌了。

他强忍悲痛地找到抢救儿子的林医生：“医生，我儿子到底是怎么没的？为什么这么突然？”

林医生疲惫地解释：“急性心梗是非常凶险的病，我们已经尽力抢救了。”

“他之前身体一直很好啊，怎么会突然这样？”刘业全追问。

“这种病没有预兆，说来就来。您节哀顺变吧。”林医生的回答符合医学事实，但连续工作了24小时的她，已经没有力气对刘业全做更多解释和安慰了。

刘业全平静地处理着医院的手续，但他既无法理解也不愿接受儿子的死因。

葬礼上，刘业全看着儿子照片上灿烂的笑容，老泪纵横。亲朋好友们在刚他做着各种分析，其中一个疑问是：儿子是不是被溶栓针给溶死的？

作为一家之主，刘业全告诉自己必须坚强，他要为儿子讨个说法的心思越来越强烈。

“我一定要弄明白，儿子到底是为什么走的。”刘业全对家人说。

他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寻求真相之路。

首先想到的是找律师。他走访了县里多家律师事务所，大多数律师一听是告医院，都委婉拒绝：“刘老爷子，医疗官司不好打啊，耗时耗力不说，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医疗纠纷案件因其高度专业性、周期长、鉴定复杂，让很多律师望而却步。有的律师更直接：“县医院的关系网复杂，您告不赢的。”

整整一年，刘业全四处碰壁。他的心，也快死了。

2024年底，经一位患者家属介绍，刘业全找到了我。

电话里，刘业全讲述着儿子的遭遇和一年来的奔波：“康律师，我不是非要多少钱不可。我都这把年纪了，要钱有什么用？”

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哽咽着：“我就是想知道真相，知道我儿子到底为什么没的。医院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康律师，好多人都跟我说，我家鹏子就是被医院那溶栓针打死的……”刘业全转述着从亲戚邻居那里听来的各种猜测：“他们说那药水太猛，把人给溶没了……”

他声音激动、微微发颤，显然这些说法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听到这样荒谬的猜测，我语气坚定地反驳：“大叔，这种说法完全没有科学依据。溶栓治疗是国际公认的急性心梗标准治疗方案，不是导致刘鹏死亡的原因。”

从业这些年，我见过太多陷入悲痛的家属。最让我无奈的就是那句经典的、常被家属挂在嘴边的话：“我们好好的人送去医院，做个手术或者做个检查就没了。”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忍不住在心里反驳：如果真的是个“好好的人”，又为什么要送去医院呢？正是因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家属才会寻求医疗帮助啊。

听到我这番话，刘业全怔怔地，久久没有出声。

我想，他心里是有委屈的。

毕竟这一年来，一家一家律师事务所地跑，一遍一遍地讲述儿子的遭遇，想要通过法律途径弄清真相而不得。

这就意味着，他要一遍一遍地撕开心中的伤疤。

那天在电话中，刘业全再一次对我讲述了那个生离死别的凌晨。

2023年12月，小县城的冬夜寂静无声，只有昏黄的路灯守望着沉睡的居民楼。

凌晨3点，刘业全的房门被儿媳敲开，全家霎时间灯火通明。

儿子刘鹏刚从剧烈的胸痛中惊醒。汗水浸透了他的睡衣，难以言喻的疼痛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他的心脏，每一次收缩都带来濒死的窒息感。

刘业全看到儿子连呼吸都变得无比挣扎，右手死死按在左胸，试图缓解憋闷。“打120！快！”关键时刻，刘业全保持了冷静。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一家人等待救护车的每一分钟，都变得格外漫长。

老伴跑到刘鹏床边，急得直掉眼泪。此时的刘鹏，手掌冰冷而潮湿，呼吸越来越急促，嘴唇开始发白。

10分钟后，鸣笛声由远及近。两名急救人员带着担架快步上楼，医护人员迅速为刘鹏做了心电图、测量了血压，将结果拍照发给急诊医生。

“初步判断可能是急性心梗，现在送县医院急诊。”急救医生语气急促，“家属跟一个人来。”

刘业全随手抓了件外套登上车，老伴则留在家里照顾被惊醒的孙女。救护车呼啸着驶向县医院，车顶闪烁的蓝红灯光划破凌晨的黑暗。

凌晨3点27分，救护车抵达县医院。这是一家二甲医院，也是当地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综合性医院。急诊室的玻璃门自动开启，医护人员已经做好准备。

“男性患者，37岁，突发胸痛，心电图显示急性心肌梗死。”急救医生快速交接病情。刘业全守在儿子身旁，焦急却无能为力。只能目送着儿子进入抢救室。

3点44分，刘鹏被安置在急诊抢救室的病床，接上心电监护仪。仪器上显示的心率和波形都不稳定，警报声不时响起。

值班的心内科医生林芸被呼叫到急诊。

刘业全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林医生已经连续工作了20个小时。从清晨到深夜，再到下一个黎明，她需要保持高度专注，做出事关生死的决策。

林医生今年38岁，在这家医院工作了12年,一忙起来常常错过正常的用餐时间，只能匆匆扒几口已经冷掉的盒饭。

更艰难的是，今晚只有她一位心内科医生值班，却要负责两个病区，超过100张床位。

林医生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快速浏览刘鹏的心电图和生命体征。“准备溶栓治疗。”她下达指令。

3点45分，第一次溶栓药物开始滴注。

刘业全沉默不语地和儿媳守在病房外，透过玻璃窗，看着刘鹏痛苦的表情和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

他们祈祷着奇迹发生。

4点15分左右，第二次溶栓药物开始滴注。刘鹏的疼痛似乎有所缓解，监护仪上的数字也暂时平稳了一些。

林医生语气沉重地说：“虽然现在抢救过来了，但是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过去。”

林医生拿出好几张知情同意书，让刘鹏的妻子签字，希望家属们有个心理准备。

随后林医生又查看了刘鹏的情况，对护士交代了几句，便回到值班室准备写病历。之后她还需要处理其他病区的事务，一夜的忙碌已经让她筋疲力尽。

窗外的天色，已经开始蒙蒙发亮。

这短暂的平静，像黑夜中的一丝微光，给了所有人一点虚弱的希望。

5点整，看着逐渐稳定下来的刘鹏，刘业全稍微松了口气。儿媳甚至想着等天完全亮了，就给婆婆打电话报平安。

然而，死神只是稍稍后退了一步，正在酝酿更猛烈的反扑。

5点35分，心电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屏幕上心跳的轨迹骤然失控。刘鹏的心脏正在失去有效的泵血功能，心肌陷入徒劳而无序地颤抖。

这是室颤，致命的时刻降临了。

刘业全慌了，立即按呼叫铃，但没有任何回应。儿媳跑到护士站，发现空无一人；又赶到医生办公室，同样不见人影。情急之下，她在走廊上大声呼救。

林医生从远处的病房跑来——她刚安顿好另一个患者，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刘业全看着林医生冲到病床前，她快速而略显慌乱地撕开电极片包装，将除颤仪充电，高喊“离床！”后实施电击。刘鹏的身体随之弹起又落下。

监护仪上，心电波形挣扎着恢复正常，随即又陷入了致命的混乱。

电击无效。

林医生没有丝毫停顿，立刻爬上病床，跨坐在刘鹏身上，对他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高质量的按压极其耗费体力，她的额头渗出了汗珠，碎发粘在脸颊上，呼吸变得急促。

令刘业全困惑的是，在这约20分钟的时间里，只有林医生在抢救刘鹏。

她自己调试除颤仪，自己实施电击。在按压的间隙，她还要飞速地瞥一眼监护仪，判断心率。

她像一支陷入重围的孤军，同时扮演着指挥员和战斗员的角色。每一次深按压都在耗尽着她最后的力气，手臂已经开始微微颤抖，实在按不动了。

还是没有其他医护人员来协助，她只能徒劳地对着空荡荡的门口呼喊：“来人！需要人手！”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一名护士才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显然是刚刚安顿好另一个危重病号。她看到现场情况，立刻上前准备接手按压：“林医生，我来帮你！”

疲劳的林医生几乎是滚下病床，把位置让给护士。

这混乱的一夜，县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根本忙不过来。

整个病区被各种突发状况撕扯着：隔壁床的老人突然出现呼吸困难，另一间病房的术后病人血压骤降需要处理，护士站的呼叫铃此起彼伏地响着。

夜班人手的捉襟见肘在这一刻暴露无遗——有限的医护人员被稀释在巨大的工作量中，以至于当最危急的情况发生时，竟无人可以立即抽身支援。

直到这时，这场本该从一开始就是团队协作的抢救，才逐渐拼凑起来。急诊团队的医护人员冲进抢救室，新一轮胸外心脏按压开始。

一位男护士跪在床上，双手交叉，一下接一下地按压刘鹏的胸膛，试图用外力维持血液循环。每分钟100-120次的有效按压极其耗费体力，每2分钟就需要换人。

刘业全和儿媳看着医护人员轮流上台按压，各种药物被推注，除颤器一次次充电放电。他们的心随着每一次电击而揪紧，泪水模糊了视线。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抢救已经持续了1个小时，刘鹏的心跳仍然没有恢复自主循环。但医护人员没有放弃，继续着标准的心肺复苏流程。

7点30分，天已大亮。医院的日常工作已经开始，早班的医护人员在交接工作，其他患者和家属好奇地打探着抢救室内的情况。

抢救持续到8点30分，长达三小时，主治医生查看监护仪，又检查了刘鹏的瞳孔和对光反射，最终沉重地摇了摇头。

“瞳孔已经散，没有希望了，叫家属准备后事。宣布临床死亡时间8点30分。”

刘业全双腿一软，瘫倒在地，医护人员赶忙过来扶他，一旁的儿媳则哭得快要晕厥。

刘鹏是家里的独子，在一家培训机构做老师，虽然收入不算很高，但一家人生活安稳。刘业全对这个儿子很满意，也乐见儿子接手撑起这个小家。

然而一切都在此刻结束，这个家的顶梁柱倒下了。

我和刘业全打了好几次电话，前后沟通了大概二十天，渐渐摸清了他的脾气。

刘业全不是个无理取闹的人。在过去这一年里，不少人都劝他去医院“闹一闹”——拉横幅、摆花圈、堵大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施压。

但他始终没走出这一步，而是固执且笨拙地寻找这一个又一个律师，用最正当的办法来解决心中的困惑。

自从刘鹏去世后，刘业全始终没能从县医院问到哪怕一点信息。

这座“白色巨塔”的大门为所有人敞开，但里面有太多知识是患者和家属们听不懂的、有太多规则是他们不曾见过的、有太多隐情是他们不曾知晓的。

一直以来，刘业全心中的困惑是——儿子是不是被溶栓药给“溶死了”。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我还是接下了刘业全的委托。

我这么做，不仅仅是因为觉得他人不坏，还因为在他交给我的病历中，有一个让我感到困惑的地方。

这份记录了医嘱、化验、检查等资料的客观病历中，为什么压根没提手术的事？

刘鹏死于“急性心肌梗死”。这个病就像给心脏供血的“生命管道”突然发生了严重的“堵塞”。心脏这块日夜不停工作的“肌肉发动机”，瞬间得不到燃料和氧气。

每一分钟的延误，都意味着更多的心肌细胞因为缺氧而坏死。死亡威胁可能在几分钟内降临。

急性心梗的救治，主要有两种方案：溶栓和手术。

刘鹏接受的溶栓治疗，如同给堵塞的管道倒入疏通剂，可以把血栓溶解。治疗操作简单，县医院完全有能力进行，但成功率大概只有6成，且有出血的风险。

手术有些复杂，全称“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缩写“PCI”，普通人更熟悉但有些片面的叫法是“放支架”。

手术将堵塞的血管打通、扩张。效果立竿见影，成功率非常高，但依赖心脏介入团队和导管室，不是每个医院都常备着。

刘鹏从发病开始，有一个分秒必争的“黄金90分钟”抢救时间。如果能在这段时间内，进行PCI手术恢复血液流通，他的生存希望会很高。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曾调研过，进行PCI治疗患者的住院死亡率只有0.7%。即使超过了一些时间，只要尽快治疗，仍然有很大的生还机会。

所以与刘鹏的死紧密相关，也是刘业全最应该去追问的其实是：县医院到底有没有能力做PCI手术？

如果县医院有能力做却没做，那是严重的过错。

如果没有能力，医生有没有告知刘业全，其实他还有一个“转院”的选择？

我开始调查医院的PCI资质。这个过程颇费周折。

我发现该院挂有“胸痛中心”的牌子，但“胸痛中心”分为“基层版”和“标准版”，只有“标准版”才强制要求医院具备24小时PCI手术能力。

我让刘业全去医院拍下牌子的照片，又去查询县医院的公众号和历史新闻，发现早在2021年，县医院就宣传自己成功开展了PCI手术。

我向当地卫生局核实，对方却表示该院的基层版胸痛中心是2025年才申请下来的，事发时（2023年12月）资质或许并不完备。

证据似乎有些矛盾，我一时也无法断定医院当时是否具备国家认证的、有义务提供的PCI能力。

如果不具备，那么县医院当时没给刘鹏做手术，是可以理解的。

但即便如此，医院的核心过错在于“未告知”——无论有没有能力，都剥夺了患者家属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当时刘业全和家人不知道，他们距离最近的有PCI能力的医院，车程大约是40分钟；到本市最好的三甲医院，也只需要1小时15分钟。

也就是说，在溶栓治疗的同时或之后，完全有时间转院进行后续的补救性PCI手术。

“如果他们告知了转院的选择，哪怕家属因为害怕风险选择不转，医院的责任也会小很多。”我这么对刘业全解释，“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压根没提这个选项。”

刘业全红着眼睛说：“要是他们说了，我们肯定转啊！只要能救鹏子的命，去哪都行！”

虽然医院可能存在失误，但我手上并没有充分的证据。

是否能顺利解决纠纷，医院的态度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作为一名医学生，我处理医疗纠纷始终秉持着一个理念：调解优先于诉讼。

医疗纠纷发生在患者和家属最脆弱的时刻，对簿公堂如同撕开伤口。调解则是一场精细的缝合，旨在最小化创伤、促进愈合。

对患者，调解的经济补偿或不如判决，但一句真诚的致歉与理解，其精神慰藉常超越金钱。

对医院，调解更是一剂“疫苗”，能防范更大的声誉危机。公开诉讼易被贴上“事故”标签，损害多年积累的声誉；而低调的调解则提供了反思、改进与修复关系的空间，既保全了医院名誉与医护尊严，也让他们能更专注地回归本职工作。

毕竟，绝大多数的纠纷源于失误而非恶意。

面对刘业全，我依旧先建议他：“我们能不能先心平气和地和医院谈一谈？”

我坚信，很多医疗纠纷源于信息不对称和沟通不畅，而非纯粹的恶意或重大过失。一场坦诚、理性的对话，完全有可能消弭误解，达成共识。

然而，理想常常照不进现实。

我的这份坚持，换来的却是县医院的冷硬回绝。“没什么好谈的，直接去起诉吧。”

甚至，刘家人去医院提出封存病历以便保留证据时，医院也极不情愿，各种推诿、刁难、找领导。

我简直气极反笑。

“去他的找领导汇报，去他的流程！”我心里猛地窜起一股无名火，对着电话那头，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行，既然你们是这个态度，那我们就换个方式！”

没等对方再说什么，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本地卫生局的电话。

等待接通的嘟嘟声中，我心里忍不住骂了一句：“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县医院吗？”

我与这家医院颇有渊源。

我父母家距离医院不过5分钟车程。每次开车路过，我总会下意识地瞥一眼那栋熟悉的砖红色建筑——它就像一个沉默的老邻居，见证了我从出生到现在的整个人生轨迹。

我就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母亲常说，我生在初夏的傍晚，产房里有点闷，窗外的蝉鸣断断续续。医院的徐大夫救活了快要窒息的我，这件事我母亲念叨了三十多年，语气里的感激从未褪色。

在我们当地方言里，“县”字发二声，听起来活脱脱就是个“咸医院”。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医院就是咸的，当我在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上学到“县城”这个词，这个可爱的误会才解除。

如今，县医院新建的住院大楼有十几层高，老门诊部也装修一新。但在我记忆里，它永远带着那个童真的“咸味”，掺杂着碘伏消毒水的气息、婴儿的奶香。

可它却用一堵冰冷的行政高墙将患者家属拒之门外，连最基本的病历封存都推三阻四，仿佛我们不是来寻求真相的家属，而是来找麻烦的敌人。

卫生局态度很好，处置也很快。医院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弯，不用继续找领导汇报，当场就可以封存病历了。

随后，刘业全拿到了更完整的病历。这是一份包括了病程记录、医生关于患者病情和死亡的讨论记录等信息，从医生的主观视角来看待患者和疾病的病历。

虽然页数不算多，但每一页都写得极为扎实、清晰。详细记录了刘鹏从入院到最后的每一个瞬间。

当我静下心来，一页页翻看这些记录——单从时间线和处置流程上看，这家县医院做得并不差，甚至在某些环节上，比很多流程冗杂的三甲医院表现得更加迅速、规范。

从刘家人打通120到入院，用时20分钟。随后急诊团队在2分钟内展开了心电图检查，迅速为诊断提供了最关键的依据。

入院后的第15分钟，第一剂溶栓药物已经通过静脉滴注，进入了刘鹏的体内。

在这场与死神的赛跑中，县医院帮他抢到了极佳的开局。

在这样一个紧张忙乱的凌晨，医护人员们近乎完美地做到了急性心梗救治指南的要求。

抢救记录也是我见过最“久”的，它沉重地记录了一场长达三小时，直至最后一刻也未曾放弃的生命守卫战。

在六点半左右，刘鹏的心电活动已然消失，监护屏上那根冰冷平直的电线，在医学上已经可以宣告临床死亡。然而，胸外按压并没有停止。直到八点半，整整两个小时之后抢救才停止。

这群医护人员用他们近乎固执的坚持，为生命守护到了最后一秒。

读完这段记录，我沉默了。

死亡不可逆转，但医生确实尽力了。他们不是在表演给家属看，那持续到远远超过必要时间的按压，是职业本能在反抗死神。

这份“久”得令人窒息的记录，让我不得不承认：这家县医院，真的用心了。

至少在这份病历中，我确认医院在抢救刘鹏这件事上，没有犯错。

对刘业全来说，这份病历更像是一本天书。

他看不懂那些医学术语和密密麻麻的数据，只能翻来覆去地对我说了：“康律师，三个多小时我觉得用什么方法都能保住他命。”他声音沙哑却执拗，仿佛只要说得足够多，就能改变那个已然注定的结局。

“五点半之前，我和我儿媳妇就在他跟前，我们还聊了好长一阵子……”

他无法理解，一个刚刚还能清晰对话、意识清醒的儿子，怎么就在短短几个小时后，变成了一具冰冷的躯体。他朴素的世界观无法将“耗时漫长”与“回天乏术”画上等号，他只觉得，时间花了，人就该回来。

在整个交谈的过程中，我没有听到一句歇斯底里的控诉，没有对医生医术的辱骂，也没有对医院程序的恶意揣测。他只是坐在那里，身体微微佝偻，仿佛被巨大的疑问压弯了腰。

“你说……那溶栓的药，是不是劲儿太大了，把俺儿的血管给冲坏了？”

“为什么不安排重症监护，却安排在普通病房？”

“医院没拍片，也没做造影，怎么判断是心肌梗死？”

那不是一个试图找茬的家属的诘难，而是一个被留在生死谜题前的父亲，最本能、最笨拙的求解。他仿佛在指望我，指望法律，能给他一个像“1+1=2”那样确凿、清晰的答案，好让他能理解这无法理解的失去。

最终，他把那本病历轻轻推回到我面前，他抬起头，混浊的眼睛里盛满了疲惫与茫然。

“我是真弄不明白了，”他叹了口气，声音轻得像一阵烟，“康律师，你就……看着办吧。”

这句话，轻飘飘的，却重重地压在了我的心上。

我知道，这并非推诿，而是一位老年丧子的父亲，在耗尽理解和力气后，所能给出的最高、也是最沉痛的信任。

他将对儿子死因的追问、对公平的全部渴望，连同自己无法消解的悲恸，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我。

我带着和刘业全同样的疑问，把案子送去做医疗损害责任鉴定。

听证会上，院方的代表是当晚值班的林医生和一位看似刚毕业不久的医务处工作人员。林医生温和谦逊，但十分紧张，应该是第一次参加听证会。

当被问及医院的PCI手术能力时，林医生明确表示：“我们医院（当时）没有急症PCI能力。”

这个说法，暂时平息了“有能力而不做手术”的疑问。

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医院溶栓操作及时，后续长达三小时的抢救甚至优于诊疗规范，可以说已经尽了全力。

然而，专家们也尖锐地指出了医院的核心过错：并非在于“做得不好”，而在于“没有说”。

医院自始至终没有告知刘家人，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他们不知道还存在“转院寻求PCI手术”这个可能性更高、生存希望更大的选项。

这个关键的沉默，完全剥夺了患者家属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成为了所有后续纠纷的起点。

听证会结束，我在走廊看到了独自一人的林医生。她脸上带着疲惫，或许还有一丝不被理解的委屈。

我主动走上前：“林大夫。”

我的语气平和，并非指责，更像是同行间的探讨：“从专业上说，你们现场的处置真的无可指摘，反应速度甚至值得学习。”

林医生有些意外地抬起头。

“但这个案子，说到底，其实就差在一张纸、一句话上。就是那张关于‘是否可以转院做手术’的知情同意书。”

我继续说了下去：“您当时只要把‘转院做PCI’这个选项摆在家属面前，今天医院的责任都将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很可惜，家属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拥有这个选择权。”

林医生听完，沉默了片刻。她脸上的神情复杂，那是一种混合着反思、懊悔以及巨大无奈的表情。她最终微微点了点头，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谢谢你。”

我猜，林医生或许在那一刻才真正意识到，医学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数据和手术台上的技术，它更关乎沟通、信任和对另一个家庭命运的尊重。

那句未曾说出口的话，那个未曾提供的选择，其代价是如此沉重。

鉴定机构初步的鉴定意见认为，医院应承担“次要至同等责任”，约为40%。根据这个责任比例，赔偿金额大约五十万元。

我向刘业全解释了鉴定结果。老人沉默了一会儿，说：“康律师，我不是图钱。但这个结果，至少说明医院确实有错，对吗？”

“是的，大叔。鉴定认为医院有过错，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我回答。

刘业全没有歇斯底里，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没有质疑。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这个案子或许会以医院赔偿而了结。虽然家属悲痛，但至少得到了一个说法。

然而，医院接下来的操作，却让事情走向了我无论如何都预料不到的方向。

或许是对赔偿金额不满，医院对鉴定报告提出异议，并且坚决要求听证会上的鉴定专家出庭。

当庭和专家对峙，这种情况在医疗纠纷不算特别常见。

第二次开庭，气氛与之前截然不同。院方代表换成了心内科的科室主任，一位姓王的男医生。他的态度强硬而傲慢。

法庭上，王主任不满足于反驳鉴定结论，更将矛头指向鉴定专家：“你是学神经外科的，你懂我们心内科的事吗？”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王主任为了证明溶栓是正确的选择，当庭提交了新证据——医院过去一年成功完成近百例PCI手术的记录！

他慷慨陈词：“法官，鉴定人，请看！我们医院完全具备PCI技术和能力！但我们为什么没做？不是因为不能，而是因为不需要！”

“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溶栓就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案，其效果在时间窗内与PCI无异！”王主任试图用绝对的自信，压倒一切质疑。

他将刘鹏的死因完全归咎于急性心梗的凶险：“患者的左主干病变本身死亡率极高！这纯粹是因为病情太重，与我们采取何种治疗手段无关！我们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

这番强词夺理的逻辑，已经让法律和医学的专业判断变得模糊。

然而，更突破底线的是，他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悲痛的家属，用一种混合着轻蔑和恼怒的语气，脱口而出：

“他们家属纠缠不休，不就是想要钱吗？！”

在气氛庄严的法庭上，这种人身攻击般的指责像一记冰冷的耳光，让我瞬间血往头上涌，怒火几乎要冲破理智！这根本就是在转移话题！

万幸，刘业全怕情绪激动，没来参与庭审。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果他亲耳听到这句诛心之论，该如何承受这般的羞辱与恶意。

我紧紧攥住了拳头，克制住自己没有当场驳斥。但是站在专业角度，我在一瞬间甚至怀疑王主任是不是“卧底”。

因为他的发言简直是背刺自己的医院。

之前医院所有的策略，都建立在坚称“我们没有PCI能力，所以只能溶栓”的防御基点上。这套说辞虽然被动，但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能将过错限定在“未告知转院”的范围内。

可现在，王主任为了证明自己“强大”、“正确”，竟然主动提交证据，亲手砸碎了这套说辞。

这无异于在法庭上大声宣布：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经常做！但我们就是没给你儿子做！

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自掘坟墓。

我清楚地看到，当王主任意气风发地将证据提交给法官时，他脸上带着一种“扳回一城”的得意。但他完全不明白，在法律的天平上，他扔下的不是救命的稻草，而是压垮自己的巨石。

这意味着，医院的责任从一次无心的疏忽，变成了有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提供。

我坐在一旁，内心充满了一种荒诞的无语感，既为对方的愚蠢操作感到震惊，也为这种对生命毫无敬畏的傲慢感到心寒。

这个反转是致命的，鉴定机构和法官都看在眼里。医院的责任比例必然上升，而一旦被认定为“主要责任”，整个事件的严重性就完全不同了。

开完庭，我在法院碰到了本地医调委的主任，我非常无语地跟他说了刚刚的庭审上医院的“骚操作”。

医调委主任说，全县的医院数这家县医院最“想不开”。

有一次医调委协调好了患者诉求，医院赔付10万元就能解决纠纷，医院不同意坚持要走鉴定，最后鉴定出来医院要赔15万，还不算诉讼费。

还有一次是县医院不满本地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坚持要去北京鉴定。结果北京鉴定机构认为医院的责任更大，医院又耍赖想让法院按本地鉴定机构的意见来判。

我内心涌现出丝丝悲哀。我理解一线医生的困境，比如疲惫又无奈的林医生：

她要在深夜独自值守两个病区，已然自顾不暇。更复杂的现实是，就算她把会做PCI手术的医生从家里叫回医院，这台手术给医生的劳务费是700元，但他们承担的风险却远不止这个数字。

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在压力巨大的医疗一线并不罕见。

我无法理解的是医院事后那种“傲慢的防御心态”。从听证会到庭审，医院在推诿、狡辩、甚至是对家属和鉴定机构的攻击。

他们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患者来找茬就是为了钱。他们将正常的法律程序视为“医闹”，将司法鉴定视为找茬挑刺，而不是厘清事实、改进工作的机会。

这种心态，导致他们错过了多次化解纠纷的机会：在治疗前，错过告知的机会；在纠纷初，错过沟通和解的机会；在鉴定时，错过坦诚认错的机会；在法庭上，用最糟糕的方式将次要责任推向更高责任。

最终，鉴定机构修改了结论，将医院的责任比例从40%提升到了50%（同等责任）。法院判决医院赔偿家属总计65万元，比之前提高了15万元。

刘鹏的父亲刘业全，这位失去独子的老人，庭审后跟我说的一句话让人唏嘘不已：“康律师，我要钱干什么？我给医生两百万，能把我儿子换回来吗？”

他顿了顿，目光越过我，望向远处车水马龙的街道，仿佛在寻找一个永远找不到的身影，“是你之前一次次劝我，说人死不能复生，说就算为了小孙女，也得拿点赔偿，好好把她抚养成人……这话，我听进去了，我才咬着牙走到今天。”

刘业全吐露了一个我从未知晓的秘密：“康律师，不瞒你说，每次你要去开庭前那几天，我就在家又紧张又上火，心里揪成一个疙瘩。吃不下睡不着，总是……总是拉肚子。这身子，就不由自己使唤了。”

最后，他收回目光，看向我，那眼神里有一种被巨大悲伤洗涤后的透彻与平静，也有一丝疲惫与倔强：

“我半只脚已经踏进棺材里的人了，我什么都不图，就只想在闭眼之前，听他们清清楚楚地说俺儿刘鹏到底是怎么没的。我只要一个明白。”

这是一位父亲最深沉、最卑微，也最执着的诉求，超越了法律意义上的赔偿与追责，只是一个老人想在生命的终点前，为他和他早逝的儿子，找到那个通往真相的答案，从而获得最终的安宁。

我不知道，刘业全会如何对孙女讲述这个悲伤的故事，如果有一天他能够鼓起勇气再次揭开伤疤，故事的开头也许是：你父亲的生命，因为一句没人说出口的话，被彻底改变。

毕竟，一句提醒和一张《知情告知书》的缺失，是工作中的一个小失误，却足以击碎一个家庭，更暴露了一家医院在制度、管理和人性上病灶。

这沉重的代价提醒着我们：有时，一句坦诚的、负责任的、尊重的话，其价值重逾千金，它本身就是一剂救命良药。

这样的沟通，对患者和医生双方，同样重要。

看完这个案子，你可能和我一样，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明明林医生已经那么辛苦且尽职尽责，为什么要揪住她少说的一句话不放？

康不医告诉我，情感上她很同情林医生，但在法律和医学伦理上，“知情同意”是不容动摇的基石。

医生拥有专业知识，而患者处于信息劣势。因此法律赋予医生一项强制的义务：重要的医疗信息需要用患者能理解的语言充分告知。

这不仅是尊重患者的自主决策权，也是一种风险分担机制。

然而遗憾的是，类似的悲剧在现实中并不罕见。康不医很难说清原因出在哪里，有时可能是医生太累了，忘记与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有时可能是医院怕承担风险。

另外，患者讲理的程度参差不齐，有些医生会觉得与其花时间精力费劲沟通，还不如自己直接决定。

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风险？

我也生过病，有时面对医生的诊断也会不知所措。所以我问康不医：“如果我们听不懂医生的话，或者不知道该问医生什么问题，这时该怎么办？”

康不医给了如下建议：

1、就诊前做好准备，写下要问的问题，带齐既往病历、正在服用的药物清单。

2、面对医生可以这样问：

“医生，我这个病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您推荐的这种治疗方案，它的好处（疗效）是什么？潜在的风险或副作用有哪些？”

“除了这个方案，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如果我不做这个治疗，可能会发生什么？”

总的来说，看病前自己也得做点功课，这既是对医生时间的尊重，也是对自我生命的负责——毕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

医患关系的复杂、敏感源于很多复杂而残酷的现实，也源于人性中的幽暗。但作为共同战胜病魔的队友，医护人员和患者，需要给予彼此更多的尊重和信赖。

（文中部分人物、地点系化名）

编辑：老腰花

插画：超人爸爸

如果你想阅读【康不医】更多故事，可以点击下面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