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军阀赵恒惕亲戚致信毛主席，提出要一份工作，毛主席如何处理

1951年仲夏，北京天空刚放晴，中南海丰泽园门口停下一辆吉普。毛主席站在台阶上，亲自伸手去扶一位满头华发的老人。老人名叫刘策成，外界记得他是赵恒惕的远房亲戚，却鲜有人知，他也是毛主席早年的历史老师兼救命恩人。二人重逢，这一幕后来在警卫口中流传许久。

时间拨回到1915年。彼时的刘策成刚刚结束牢狱生活，回到湖南第一师范教书。他讲授《庄子》，喜欢把时局与典籍一起剖开分析，课堂上常冒出一句“治国贵在去其害民者”。年轻的毛泽东就在下面抄得飞快，同学私下议论：“老刘像活字典，讲得痛快！”这种师生间的惺惺相惜，为日后多次生死相助埋下伏笔。

1922年底，湖南总工会代表团与赵恒惕面对面对质，领头的正是毛泽东。交锋结束，赵恒惕忍着脸面答应工人要求，却咬牙撂下一句：“若有毛泽东，就没有赵恒惕。”随后的暗捕令便像阴云一样铺向长沙城。

赵恒惕的捕快掌握到毛泽东在文化书社开会的行踪，逮捕令直接下到省会警察厅。厅长正是刘策成。面对上下夹击，他转身让心腹通报毛泽东：“今夜离开，切勿迟疑。”一句提醒，换来一条生路。刘策成表面交差，暗里却烧毁了捕令副本。城里人议论纷纷，却无人能拿捏证据。

1924年冬，毛泽东重病回湘养身，赵恒惕再度发力。风声刚到刘策成耳中，他立刻托地下党送去百元银洋，并嘱咐：“今晚走，天亮迟了。”毛泽东听完，只说了两个字：“明白。”第二天，抓捕队扑空。后来有人问赵恒惕为何连人影都没见，他苦笑：“他背后有人，我奈何不得。”

抗日战争时期，刘策成以国民党县长身份保护群众，期间拜会徐特立，收到《论持久战》的亲笔题词本。他翻阅后感慨：“润之胸中丘壑，远在华盛顿之上。”这种评价，在国民党圈子里显得相当刺眼，却没人敢驳。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刘策成第一时间写信到北平，既祝贺也提醒：“为天下者，去其害马者而已。”毛主席读后十分高兴，立即复信致谢。两人笔往墨来，述旧之余，刘策成犹豫着提了个请求：希望寻找一份文史工作，继续整理《庄子集解》。

信送到北京已经是1950年初冬。毛主席看完，对身边秘书说：“先生要做学问，理当方便。”第二天，一封亲笔回信发往长沙：“不必北上，我已告程潜，省参事室等候先生。”简洁有力，调度一省之长，却没有半分官腔。

到岗不到半年，刘策成又来信，理由很简单——参事室事务繁杂，写书进度受限，想换到省文史馆。毛主席再次提笔：“已嘱统战部李维汉接洽。”几周后，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聘书由周总理签发寄到衡阳，问题迎刃而解。毛主席的处理方式，既照顾老友情分，也遵循组织程序，可谓不露锋芒却滴水不漏。

1951年7月，刘策成带家眷北上。丰泽园那场28年后的见面，成为二人长谈的序章。席间刘策成自嘲：“同窗终成师表，而我混成旧官吏。”毛主席端杯答道：“先生救我两次，功在国家，不是什么旧官吏。”一句话，将外界对“军阀亲戚”这层表面身份彻底撕开。

随后几年，刘策成专心整理《齐物论集解补正》，同时参与口述近代史料征集。档案里留下他批注的手迹，上标“补正”两字，旁人难懂，他却乐此不疲。有意思的是，每逢严寒，毛主席总要派人送去北极熊皮垫，原因很朴素：“北京冷，别让风湿缠身。”

1957年9月，刘策成病逝京城，享年七十四岁。中央文史研究馆整理遗稿时发现，一个牛皮纸包里整齐放着三样东西：《庄子集解》、那张聘书、以及毛主席亲笔题词的旧信封。工作人员低声议论：“原来他最看重的，是这三件。”一句轻声感叹，道出了师生相知三十余载的分量。

军阀赵恒惕的名字早成史料脚注，然而他的这位亲戚却以另一种方式被历史记住。那个在乱世里“两次吹哨”的举动，让后来者读懂了毛主席回信背后的温度：救人者得其所愿，求职信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文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