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师能否兼职做律师？

我的好友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教授转给我一篇微信文章《支持何兵教授！严控法学教授兼职做律师的必要性》。

这篇署名为“行政法治”的作者罗列了法学教授兼职做律师的种种弊端：一是涉嫌职业不公：兼职律师是既要、又要、还要，罕见的多栖职业，对法官、律师、法务均不公平；二是加剧律师队伍内卷：国内律师规模太大，老师有工资却兼职会加剧行业内卷、挤占市场。三是无心教学科研：兼职做律师会极大分散精力，少数教师接近“吃空饷”。四是行业有分工：很多教师做律师不精细，经验不丰富，以专家光环迷惑客户。

对上述四个方面的理由，笔者均不能苟同。在反驳之前，笔者先作一声明：本人虽为兼职律师，但极少代理案件，属于对学术尚有兴趣的人，将精神丰满看得比物质富足更重要。因此，绝非“屁股指挥脑袋”的歪理邪说。

一是法学教师兼职做律师并非涉嫌职业不公。兼职律师在代理案件过程中付出了时间、精力和知识，自然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这是对劳动和知识的尊重。虽然其多了一份收入，但他（她）付出了劳动，兼职律师将自己的知识奉献于课堂之外的社会，有助于提升代理案件的质量，实现知识贡献的最大化和市场化。况且不少兼职律师免费或者收取极低报酬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因此不存在对法官、律师和法务不公的问题。法学教授多是法学博士毕业，十年寒窗苦读（其实不知十年），社会理应给予其应有的回报，让他们收入丰厚，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你眼红，你也可以通过提升自身能力水平跻身大学老师行列。

二是控制律师规模并不意味着控制兼职律师，律师行业内卷系多种原因导致，并非是兼职律师存在而加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布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1-2025年）》提供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中国的兼职律师数量大约在1.4人左右，中国律师总人数在2023年底已经超过67.7万人。兼职律师在其中占比仅为2%左右。目前我国律师队伍已发展壮大到83万人，这一比例应更低，大概在2%以下。如此小的比例和规模，不足以导致律师规模的扩大，其代理的案件数量有限，不存在所谓的“挤占市场”问题，行业内卷也并非兼职律师导致和加剧的。

三是无心教学和科研纯属无稽之谈。以我所在的学院为例，不少知名教授既是教学名师，也是科研标兵，更是优秀的兼职律师。他们在从事兼职律师业务的同时，教学科研成绩一样斐然。不排除极少数法学教授兼职当作专职来做，精力更多用在代理的案件上，但这仅是少数，不能“以偏概全”认为兼职律师均无心科研、教学工作。大学教师都有课时量和科研任务考核。据我观察，很少有兼职律师不能完成基本考核任务的。一些非兼职律师（全职教师）也未必将时间和精力完全用在科研教学工作上，完不成基本考核任务的也不在少数，因此，不能将“无心本职工作”问题放大，应客观理性看待。

四是不少兼职律师工作精细，经验丰富。我知道不少大学法学教师此前是法官、检察官或者人大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出来的。他们不但熟悉法律实践，而且熟悉政策和官方的操作规则，更适合从事兼职律师工作，往往能够实现有效辩护或者代理。兼职律师也更容易获得司法官的尊重，其意见更容易获得采纳，能够与办案人员保持良好的沟通。这些都为案件的成功代理创造了条件。

此外，笔者还可以补充两点理由，以进一步证明兼职律师存在的必要性。一是域外国家和地区均鼓励法学教师从事律师业务，在德国，如果系大学教师从事律师工作，甚至无须参加和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培训。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8条规定：大学法学教师，即使未注册为律师，也可担任辩护人。在意大利，大学法学教授即使未注册律师资格，也可担任辩护人，在这一点上类似德国规定。我们熟知的美国著名人权律师德肖维茨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他一生办理过包括“辛普森案”在内的无数成功案例。二是法学教师兼职做律师，可以获得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和案例，有助于他们近距离观察司法实践的运作，毕竟“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法律是一个经验学科。因此，从事兼职律师业务可以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生动的实践素材，这非常有助于提高教学科研质量。“实践出真知”，问题意识是学术文章写作的基础。从事兼职律师工作有助于法学教师发现问题，从而培养问题意识，写出更有实践价值的论文。在教学上，避免了“空对空”的从理论到理论，也可以告知学生现实的司法真相，缩小法学院（所）理论教学与实践的鸿沟，让学生了解一个真实的司法现实，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不会抱怨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与实践是两回事，甚至怀疑学院老师教给他们的知识在实践中不管用。

最后，大学教授担任兼职律师，还可以以理性的声音替律师群体发声，去呼吁更新和完善制度。如果大学老师不被允许做兼职律师，当律师执业权利遭受侵犯时，谁又出来替你们发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