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107岁的开国少将，号称“扶贫将军”，他的事迹被拍成电影

如果现在去福建永定，和老一辈人提起棉花滩水站，他们肯定少不了提起一个名字：熊兆仁。

说起来，这位将军，虽然是开国少将，但他的称号，却是“扶贫将军”。这个称号听着好像不算“威猛”，可却实实在在被百姓们记到了心里。

1912年，永定县一个穷苦人家添了个男娃，父母攥着皱巴巴的粗布，连块像样的襁褓都凑不齐，这就是熊兆仁。

那时候的闽西山区，地里长的粮食不够地主收，穷人家的孩子早早就得干活。熊兆仁十几岁就扛着比自己还高的扁担去挑水，肩膀磨破了就垫块破布；后来又给地主放鸭子，赶上雨天鸭子跑丢了，还得挨鞭子、饿肚子。

他后来跟人说：“那会儿不懂啥叫‘苦’，就知道要是能让家里人顿顿有饭吃，让村口的路好走点，比啥都强。”

改变命运的机会，在1929年悄悄来了。那年红四军到了闽西，战士们穿着打补丁的军装，却挨家挨户问老百姓缺啥、愁啥，还说“跟着红军干，能让穷苦人有田种、有饭吃”。17岁的熊兆仁蹲在村口看了半天，趁夜里，没跟家里打招呼就跟队伍走了。

刚当红军时，熊兆仁就是个普通战士，扛枪、行军、挖战壕，啥活都干。古田周边的阻击战里，他抱着机枪往前冲，子弹擦着耳朵飞过，战后班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娃命大，胆更大。”

凭着这股不怕死的劲，他从班长升到排长，再到大队长，1931年还入了党。那时候苏区的反“围剿”一仗接一仗，他几乎场场都冲在前面，身上的伤多了，却更明白：“打仗不是为了自己活，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安稳过日子。”

1934年，形势变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主力要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的长征。但主力走了，苏区得有人留下掩护，还得在闽西南打游击，拖住敌人。组织找熊兆仁谈话时，他没多问，只说了句“我留下”。

谁都知道，留下比长征还难，主力带走了大部分物资，留下的人要在深山里躲敌人、找粮食，能不能活下来都是未知数。

接下来的3年游击战，成了熊兆仁这辈子最苦的日子。闽西南的山又高又密，敌人天天搜山，他们只能白天躲在山洞里，夜里摸黑找吃的。树皮、野菜、野果，能塞进嘴里的都吃遍了；遇上敌人封山，几天几夜不能生火，连咳嗽都得憋着。

有次，他带着几个伤员躲在山崖缝里，外面敌人的脚步声就在耳边响，他们硬是在黑暗里蜷了几天几夜，饿到头晕眼花也没敢出声。后来他还跟战友开玩笑：“那时候连呼吸都觉得是浪费粮食，就想着只要能活下去，以后一定要让山里人不受这罪。”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传到南方，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熊兆仁被编进第二支队当连长。

抗战那几年，他一边在苏南浦南地区打仗，一边帮着建地方政权。那时候地方干部少，他白天带着战士布防、打鬼子，夜里就点着煤油灯教新同志识字。有人不服气，说“打仗不用认字”，他就也不生气，只是笑着说：“拉枪栓能打鬼子，认字能懂政策，能知道老百姓需要啥，这才是真本事。”

后来组织派他去华东党校学习，别人都盯着战术课，他却总往经济课的课堂跑，记了满满一本子笔记。那时候没人想到，这些笔记里的想法，会在几十年后帮老区百姓改变生活。

抗战胜利后，熊兆仁留在了苏南。1949年渡江战役前，他带着侦察营偷偷过江，摸清楚了江对岸敌人的工事位置、渡口水深，甚至连敌人换岗的时间都记了下来。这些情报给大军渡江帮了大忙。

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把这段经历拍成《渡江侦察记》，电影里的“指导员”机智勇敢，火遍了大江南北。可没多少人知道，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熊兆仁。有人问他为啥不跟人说，他摆摆手：“电影里的是英雄，我就是干了该干的事，没必要提名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熊兆仁先在皖北军区当副司令，后来又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大授衔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之后他调回福建，当起了福建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福州警备司令。那时候福建海防压力大，他天天扎在图纸堆里，研究岸炮怎么跟雷达配合，怎么才能守住海疆。老兵们都说：“熊参谋长哪像个将军，倒像个跟图纸较劲的技术员。”

他听了也乐呵呵地说：“不管干啥岗位，都得对得起身上的军装，对得起老百姓。”

1983年，71岁的熊兆仁离休了。按说这时候该在家含饴弄孙、享清福了，可他却闲不住。每次回永定老家，看到村口还是泥路，老百姓家里晚上还点着煤油灯，他心里就不是滋味。

熊兆仁先“盯”上了棉花滩水电站。永定多山，缺水也缺电，要是能建个水电站，既能解决灌溉问题，又能让老百姓用上电灯。

可建水电站不是小事，得要政策、要资金。熊兆仁没别的办法，就找当年一起在闽西战斗过的老红军、老将军，拉着13个人联名给中央写信，一遍不行就写第二遍，前前后后写了七封信。

为了摸清情况，他还拄着拐杖去工地踏勘，山路陡得很，年轻工程师劝他歇会儿，他说：“我歇着容易，可老百姓的灯就得晚亮几天，咱耗不起。”

就这么“死缠硬磨”，棉花滩水电站的项目终于批下来了。当第一缕电流通到永定的小山村时，老百姓举着灯笼在村口欢呼，有人专门给熊兆仁寄了张照片，照片上的老人笑得合不拢嘴，手里还攥着亮着的灯泡。

可熊兆仁没就此停步。他发现闽西、赣南的山里，路不好走，山里的特产运不出去，外面的东西也运不进来。于是他又开始琢磨修铁路，赣龙铁路要是能通，就能把福建和江西的老区连起来，老百姓的日子就能更活络。

1997年，他又拉着一批老战友写信，这次不仅说修铁路的好处，还附上了自己调查的老区经济数据，一笔一笔算“民生账”。最终，赣龙铁路也获批了，铁轨铺进山里的时候，不少老人蹲在路边看，眼泪都掉了下来：“熊将军这是给咱修了条‘致富路’啊！”

从那以后，“扶贫将军”的名号就在老区传开了。有人问他图啥，他总说：“我就是个永定出来的穷娃，能帮家乡做点事，是应该的。”

他离休后的几十年里，没少为老区的事奔走：村里的小学漏雨了，他帮忙找部门修缮；老乡的农产品卖不出去，他帮着联系销路；甚至后来山区要通网络，他80多岁了还在病房里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最后一次提笔写字，就写了“山区要通网”几个字。

2019年4月7日，107岁的熊兆仁将军在福州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