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四野“头号虎将”，曾帮伟人办过一件感人之事，两儿子很厉害

“1948年10月13日13点30分，刘司令，碉堡火点还在嚣张，要不要等夜色？”炮兵参谋用望远镜扫过锦西西北侧后，声音里透着焦躁。刘震看了看表，抬头答一句：“不用等，白天轰开它。”短短十个字，语气却像钢锤落在地面。后来东野档案里写下评语：判断凌厉，责任自担，这就是刘震。

1915年，湖北孝感。农家院子里，十二岁的刘幼安端着木匠师傅留下的木刨，一边刨木屑一边琢磨那把老旧鸟铳的结构。谁也想不到，这个穷孩子几年后摸到制式步枪时，已经懂得“三点成一线”的诀窍。对他来说，枪既是工具，也是手里那把木刨的升级版——都得精准。

1931年秋，他在鄂东北山区加入红军。第一次交火，开枪就命中，随后俘两个兵，缴两杆枪，士气大振。几周后，他被调入特务大队，归徐海东、吴焕先直接指挥。弟兄们戏称那支队伍是“随叫随到的尖刀”，危险活儿都抢。他没怨言，反正年少气盛。韩先楚后来回忆：“一个班里，刘震最沉得住气，一盯目标就像钉子。”

1934年罗田一役，红25军缴获大批法币。人人议论战利品时，靠墙而坐的刘震忽然开口，说这仗并非完胜，列出火力组织、撤退命令、进仓库时机三条不足。徐海东一拍桌子，让他当连长、兼指导员。19岁提干，在当时算是蹿升。可刘震没请客，也没写喜报，转身拉队伍操练射击，兄弟们嫌苦，他只一句：“战场上少躺一个兄弟，就值。”

全面抗战爆发，他被派到苏北。苏北平原沟河密布，日军碉堡林立，他琢磨出“平射+曲射”折中用法，把缴获迫击炮改成两用炮，先破墙再破心，连攻一百四十多个据点。八路内部开炮训示会，他把土制瞄准镜外壳拆给大家看：“不复杂，胆子大一点。”这股实用主义后来在四野发芽。

日本投降，当年的三师划归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刘震30岁接棒黄克诚，担任司令。刚到东北，雪大粮少，步枪冻得拉机柄都动不了，他先成立“野地火炮调查组”，派人上大兴安岭搜集日军弃炮。几个月，二纵炮兵口径从迫击、山炮到75毫米平射炮，型号杂，却都能开火。有人担心弹药匹配问题，他笑说：“能炸响就是好炮。”粗糙？确实；管用？更确实。

辽沈战役打锦西那天，他坚持白昼攻坚。东总原本倾向夜战，但刘震给出三句话：炮能看见目标；敌火点位置暴露；我方步兵心理压力小。随后下达“三发一组”打法：两发空爆撞洞，第三发带引信。仅半天，东野突破锦西外环。战后汇报会上，林总拍拍他的肩膀：“炮火掩护是新路子，多推广。”就这样，“四野头号虎将”的外号满营流传。

抗美援朝时期，空军刚组建，彭总点名要一个“对火力敏感”的人去操盘。1950年冬，刘震从陆地转入天空，当志愿军空军司令。第一次空战，他站指挥所，腿伤隐隐作痛，却仍盯着雷达屏幕。美军F-86机动灵活，他命飞行员“摇晃机身换高度”，模拟地面炮兵换射角的思路。结果三个回合击落击伤美机九架。毛主席致电嘉奖，称赞“陆空兼优”。

然而高强度工作拖垮了健康。回国后，他转任空军副司令兼东北军区空军司令，1955年授上将衔，四十岁出头。有人揣测他会继续往上冲，他却说：“够了，还有更年轻的同志。”这句“够了”不带半分敷衍，他是真的想歇。

1958年，他兼任空军学院院长。毛主席托他一件心事：给刘思齐找个靠谱伴侣。刘震和夫人李玲在学院里物色干部，最终瞄准了空军技术骨干杨茂之。之后的婚礼，刘震夫妇被请到主桌。杨茂之敬酒时说：“若无院长牵线，我不敢想。”席间没人提军功，只有祝福。

进入七十年代，他调沈阳、新疆，两地气候迥异。新疆冬天零下三十度，他依旧戴军帽巡边。少了过去的拼杀，多了维护民族团结的事务，他自嘲：“以前拿炮弹，现在拿折页地图。”

1985年，他主动申请退出中央委员，在人民日报写短文《老同志要有点乐退精神》。文章不长，直白地讲“舞场活动有益血液循环”。同僚觉得他玩笑多，他摆手：“老兵不打仗了，不动就废。”

退休后，他常写“振兴中华”四字，字遒劲，落款一律“刘震”。朋友问原因，他说：“无职务，无头衔，只此一名足矣。”

1992年8月20日，北京301医院。癌细胞扩散，医生建议镇痛，他示意不用太强剂量，只说：“脑子清醒点，好听听外面哨声。”晚8时许，心电图成直线，战场静了，他的戎马生涯在78岁定格。

家风延续了他的“够用”哲学。长子刘卫东1960年参军，后任海军东海舰队政委，晋升中将；次子刘卫兵1962年入伍，在吉林和北京辗转，转业后仍做铁路军代，性子低调。2015年他接受采访，说自己从父亲那里学到两条：能吃苦，讲友爱。这两条，听着平常，用起来可不简单。

刘震一辈子没留下系统化回忆录，只有战时笔记和几封家书。有人替他惋惜，他却在空白处写过一句话：“留白也是一种记录。”这句短语，道尽虎将的豪爽与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