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融旧开新：清代巴蜀《诗经》学著述初考

旧开新

清代巴蜀《诗经》学著述初考

王贞贞 刘 杨

清代巴蜀《诗经》学在经学史上独树一帜,其学术实践既植根于传统经学的深厚土壤,又因地域文化的浸润而展现出鲜明的创新特质。巴蜀学者以兼容并蓄的学术胸襟,突破汉宋门户之见,在音韵考辨、义理阐发、训诂校勘等领域别开生面:李调元以《说文解字》为基重构《诗经》音韵体系,力矫朱子之误;刘沅融通儒释道三家思想,以“性命之学”重释《诗》教;张澍立足人情体察,赋予经典以民本关怀;廖平更以“天学”视野解《诗》,将文本升华为寓言后世的宇宙图景。这些学者虽治学路径迥异,却共同彰显了巴蜀文化“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与“不守故常”的创新品格。

破旧立新

李调元《童山诗音说》

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一字赞庵,号鹤州,又号雨村、墨庄、醒园,晚年号童山蠢翁,四川绵州罗江(今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人。清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藏书家,与张问陶、彭端淑合称“蜀中三才子”。李调元博览群书,于经史百家、稗官野乘无不观览,且好著书,著作卷帙浩繁,涵盖群经与小学。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历任吏部主事、广东乡试副主考、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广东学政、直隶通永兵备道。乾隆四十七年(1782)获罪流放新疆伊犁,后发配回原籍,在家乡刻书、藏书十万卷。李调元著有《童山诗集》42卷、《童山文集》20卷、《蠢翁词》2卷、《童山自记》1卷、《童山诗音说》4卷及各类注疏、辨正、考正之书共400多卷。

《童山诗音说》成书于清代中期,该书注释《诗经》音韵独出心裁,对“叶音”说代表性著作宋代吴棫之《韵补》进行了全然否定,也并未参照当时著名的音韵之书,如陈第《毛诗古音考》、顾炎武《诗本音》等,而是依照许慎《说文解字》与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音韵资料,详加考订而成。书中采用同书互证、同音通假等声韵考辨方法,对《诗经》音切、叶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辨,对朱子《诗集传》中音读之误逐一做出辨析,多数考证切合字意、颇有新意,为后世《诗经》研究者提供了参考,在清代《诗经》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童山诗音说》序中点名了撰写此书的目的:

尝曰:“古人韵缓,不须改字。”诚读《诗》之要旨也,舍此而更为异读,不知何本矣。朱子遵毛之而不用《释文》,何哉?夫《三百篇》,今人诗词之祖也。经内有习见字而传注别解者,《释文》音切及吴棫《韵补》可考也。尝读《诗》,音切及叶韵有心不安者,未敢附会,辄不揣固陋,摘其音读之误,每篇略举数端;至于俗字相沿、经史互异,亦概及焉。曰《诗音说》,以其要于诗之音韵为多也。

《童山诗音说》收录于乾隆本《函海》。但《函海》在清嘉庆十四年(1809)由李鼎元重校以及清道光五年(1825)由李朝夔补刊的版本未将其书纳入收录范畴,致使该书的传播范围相对有限。现存的《童山诗音说》版本包括乾隆时期绵州李氏刻本、清光绪七年(1881)钟登甲乐道斋刻本。

性理解《诗》

刘沅《诗经恒解》

刘沅(1768—1855),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居士,双流县云栖里(今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彭镇柑梓社区)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清代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立的“槐轩学派”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对四川地区的学术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川西夫子”。刘沅一生著作颇丰,涉及经学、医学、道家学说等诸多领域。代表作如《四书恒解》《周易恒解》等“十三经恒解”系列,打破传统注疏模式,以三教融通的视角重新阐释经典,强调修身养性的现实意义;《性命微言》《医理大概约说》则结合中医与丹道,探讨身心调和的养生之道;《槐轩约言》《正讹》等书批判理学空疏,倡导知行合一。

《诗经恒解》是刘沅所著“六经恒解”之一,被收录于《槐轩全书》中。《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经恒解提要》中评价该书:

是虽有得有失,要为近理。其解《唐风·有枤之杜》以为曲沃侵凌,晋侯微弱,诗人冀晋人效忠而作,尤具卓识……又《生民》辨姜嫄必是未婚之女,非帝喾元妃,亦足释惠周惕诸儒之惑云。

刘沅《诗经恒解》中解《诗》主要以阐发义理为主,在阐释诗篇主旨时,注重依照孔孟之说理解诗篇的本意,“以圣人为依”,不采纳后世经学阐释中的曲折附会、穿凿矫饰之说,而是依据孔子录《诗》以垂教后世之意,对诸家之说进行辩说,其立论多有新意,发前人之所未发之言。文中多处提及“今取合圣人之意者存之,他不尽录”“故宁异于前人,不敢侮圣人之意”。如解《汝坟》中“汝水”之名,便引孟子“决汝汉而注之江”的言论,提出诗中所言之“汝水”,并非出于汝州而注于淮河的“汝州之汝”,而是其他名为“汝水”的河流,这是因为水道常常迁徙,古今水名有所不同而造成的。在《江有汜》附解中,依据“孔孟之言”对孔疏中“滕”的阐释进行了辨识。《左传》中记载,凡诸侯嫁女,同姓之国将派出宗女“滕”之。孔疏中将“滕”解释为“妾”。而刘沅根据“孔孟未言(此事)”,指出以同姓之女陪嫁,是春秋末年礼法混乱的表现,并非古礼。同时他还依据四川建昌等地嫁女之时要让侄娣送新娘到夫家,送到之后即返回这样的风俗来证明,所谓“滕”,只是陪同送嫁之人,并非妾的身份。这样的创新性阐释还有很多。《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其解《有枤之杜》《山有扶苏》《扬之水》《出其东门》诸篇评价较高,称其阐释“要为近理”“尤具卓识”。

此外,刘沅在《诗经恒解》中充分体现了槐轩学派“三教融通、性命双修”的学术宗旨,在继承传统经学注疏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在义理阐发上多有突破。书中解《诗》,多结合“性命之学”阐发义理。《诗经》中草木虫鱼、人情世态多被视为“性命之理”的外显。如在阐释《羔裘》篇的诗旨时,将郑国大夫“正直”的品性联系到“天理”:

盖直者,天理也。正己正人,悉本天理而私曲,乃能安命而为一国之彦。

在《昊天有成命》的附解部分,刘沅系统阐发了其天理性命理论:

命者何,天之理而我之所以为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得天之命,为我之性,未生以前,浑然在中者,与天地同,故人性皆善。既生以后,气质拘而七情扰,非复受中之本然,故必有复性之学。

概而言之,在清代广宗汉学、强调考据的学风下,刘沅解《诗》以阐发义理为主,以孔孟之意作为折衷百家的标准,不拘门户,兼采汉唐,表现出难得的学术自主性和创新性。但由于经受了清朝初年的战乱,四川在当时的文化和教育水平相对较落后,刘沅这种以义理解诗的路径在同时代的著作中较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著作的流传。

现存《诗经恒解》6卷的版本有如下几种:清嘉庆豫诚堂本、清咸丰十年(1860)致福楼本、清咸丰辛酉刻《十三经恒解》本、清同治三年(1864)乐善堂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玉成堂本、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排印本、民国3年(1914)富顺凝善书局本、民国9年(1920)致福楼本、西充鲜于氏特园藏本、民国时期成都刻本和北京道德学社本。其中含有异名同本者。

以情入《诗》

张澍《读诗钞说》

张澍(1781—1893),字鲁泉,四川华阳(今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曾任教谕,是清代著名的四川学者。其主要著作有《璇玑图说》《周礼测宜》《读诗钞说》等。张澍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中举,工于书法,对经史学有一定研究。在咸丰和同治年间以教书授徒为业,晚年主要在雅州雅材书院授业,门徒众多。年逾八十选为会理州学正,同治八年(1869)卒于官。

张澍的《读诗钞说》是其学术成就的重要体现之一。该书共4卷,主要依据朱熹《诗集传》进行诠释,对《诗经》中的诸多篇章进行了深入解读。在解读过程中,张澍并未局限于朱熹的观点,而是广泛参考了《诗序》《毛传》《郑笺》《孔疏》等经典注释。他将这些与《诗集传》不同的观点纳入书中,通过对比分析,提出了自己对《诗经》中情感、伦理、政治等多方面内容的深刻见解。张澍解《诗》从人情出发,尝试理解作诗人的立场和处境,许多阐释充满民本主义情怀。如阐释《摽有梅》一篇,朱熹在《诗集传》中认为其诗旨为“南国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时有强暴之辱也”,而张澍在此基础上从诗句的语气上推测诗中女子的处境和心情,指出女子“孤危”的现实处境,并以此推及民间底层人民的种种苦痛,申诉不及、呼号不闻者比比皆是,呼吁为官者体察民间疾苦,表现出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此诗惧强暴之辱,与《行露》同。而情则如迫急,此女必势力孤危,旦夕不能自保。故望之如是之切……大凡民间疾痛千形百状,有申诉不及而号呼不闻者,当官者可不留心体察乎?

又如,阐释《燕燕》一诗,书中推想庄姜送别之心情:

不知当日肠回几曲,泪倾几斛。行者远矣,不可复见矣,涕泣伫立,无可奈何。回思仲氏,如闻顿足失声。古今送行无如此酸辛者。

这些充满人情味的见解不仅丰富了《诗经》研究的学术内涵,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读诗钞说》现存版本有两种:一种是清光绪十三年(1887)雅安刘永镇校刊本,现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另一种为清光绪十三年(1887)蓉城刻本,此版本附有统论一卷,现存于台湾大学图书馆。

音义互证

戴元裔《诗经音义约编》

戴元裔,字晴帆,永川(今重庆市永川区)人,清代学者。由于资料有限,关于戴元裔的生平事迹及其著作的详细记录较少。杨世文在其论文《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简目》中提到:“诗经音义约编十卷,永川戴元裔撰。”戴元裔撰写的《诗经音义约编》是一部专注于《诗经》音义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其研究方法与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风格相通,该书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尤为注重文字、音韵、训诂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通过对《诗经》字词的音义互证分析,深入探讨了经典文本的内在逻辑与外在表现形式。《诗经音义约编》现存版本为清同治元年(1862)森宝堂刻本,存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天学宏图

廖平《四益诗说》

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今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人,晚清民初著名的四川经学大师。初名登廷,字旭陔,又字勖斋,继改名平,字季平。号四益,继改四译,晚年更号五译,又更号六译。初名其堂曰小室彩堂、双鲤堂,50岁前后曰则柯轩,后乃更名四益馆、六译馆②。他于清光绪五年(1879)中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宣统三年(1911)任四川军政枢密院院长,民国元年(1912)任教四川国学院,教授经学。后又任职校长、教授等职位,讲授经史。于民国13年(1924)去校长职,潜心著述。廖平一生专注于经学研究,学术思想多变,早年醉心于乾嘉考据及宋学义理,后专注于探求圣人微言大义。他一生学凡六变,著述颇丰,多达100余种,以经学为主,兼及小学、史学、医学等学问。关于《诗》说的主要著作有《四益诗说》《诗学质疑》《诗纬新解》等。

《四益诗说》1卷是廖平关于《诗经》的研究,被收录于其《六译馆丛书》中。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民国3年(1914)秋,廖平撰成《四益诗说》,乃廖氏关于《诗》学的4部著作的汇编,即《诗经新解》《诗纬搜遗》《释风》(即《诗学质疑》)、《孔子闲居》,末附《大学引诗为天皇引书为人帝考》。其书创作于廖平经学五变时期,为廖平晚年之作,也是其诗学之代表。这些著作说思想以《齐诗》为主,遍采群经中与《诗经》篇章相关联的纬侯之词,汇集成篇,以发明《诗纬》之义。《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该书进行了简要介绍,并评价其为“一家之学”:

廖氏于《诗》多从齐说,以《齐诗》多祖纬侯也。因取今所存《诗纬》三篇详为以解,书中以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皆据秦、汉以来旧籍,推阐其意。黄氏更衍其说,而为之补正,征引渊博,诠释精详。虽纬书荒诞,《隋书》已谓其相传为世人造之,然其说为《齐诗》所本,详而论之,亦足见一家之学也。

廖平反对将《诗经》视为古事、以序说《诗》等旧说,认为《诗经》并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录或者古事记载,而是具有“寓言后事”的深层含义,他将《诗经》之学视为“天学”:

按后世以《序》说《诗》,《关雎》一篇,今所传古说,尚有八家,不知名者更无论矣。《外传》所论其文,直与《列》《庄》《楚辞》同,则知《诗》为天学,为神游思梦、上征下浮、鸢飞鱼逃,为孔子六合以外天真至人之学。

廖平将《诗经》视为未来垂法立教的蓝图,其视野突破中国范畴而至全球,由“六合以内”而至“六合以外”,包罗万象,由近及远,“借古人以翻后人”,反映了廖平试图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宏大愿望和“通经以致用”的学术精神。

《四益诗说》的现存版本为民国7年(1918)四川存古书局刊行《六译馆丛书》本,各主要图书馆有存。

通经致用

宋育仁《诗经纲要大义》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号芸岩,晚年号道复,斋号问琴阁,四川富顺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清光绪二年(1876)入成都尊经书院,与廖平、杨锐等皆是同学。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除文学方面,宋育仁对时局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可谓一个标准的“士大夫”:既是实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又是对这些事务予以反思、评价、规划的思想家。他兼采古今文经学,将经学与西学融合,形成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用来指导中国的前途。宋育仁任官时期,在戊戌变法期间主持筹备了四川近代第一份报纸《渝报》,设立蜀学会,出版《蜀学报》等事务。后被袁世凯以“妨害国家”为名归乡,此后一直在四川讲学著书,其著作有《时务论》《采风记》《经术公理学》《问琴阁丛书》等。

《诗经纲要大义》4卷是宋育仁关于《诗》学的研究,他认为治经首先要通晓训诂,训诂是理解经典文句的关键。以《毛诗》为例,训诂是解读经典的首要任务,通过训诂可避免对文字的误解,进而理解章句。同时,他指出需要把握经典的微言大义,不能仅局限于细枝末节,要结合训诂与经典大义系统讲解,以促进对学术的深入理解。目前尚存的《诗经纲要大义》为残卷,现存的版本为民国排印本,存于四川大学图书馆。

诗本无邪

姜国伊《诗经思无邪序传》

姜国伊,生卒年不详,字尹人,四川郫县(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举人。姜氏自幼聪颖,对经学、医学、农学都有所涉猎。其著述颇丰,著有《周易古本》《诗经思无邪序传》《大戴礼记正本》等著述,多被收录于《守中正斋丛书》中。医学方面有《姜氏医学丛书》这一大型丛书著作。当时四川总督奎俊、学政张之洞将姜国伊著述呈给朝廷,并奏请奉官以资褒赏,光绪皇帝诏见大臣商议,结果谕旨特授五品章服。后卒于家。

《诗经思无邪序传》4卷被收录于《守中正斋丛书》中。姜国伊深入阐述了他对《诗经》的深刻理解与独特见解。他肯定《诗经》以真挚的情感表达人性,以细腻的笔触促进人伦关系的和谐发展。姜国伊认为,《诗经》的教化之道,核心在于其温柔敦厚的风格,这种风格贯穿始终,使得《诗经》能够以“情则诚而意则贞”的特质,成就天下万世之伟业。因此,他将“思无邪”视为《诗经》作为教化之本的根本归宿。此外,姜国伊还指出,诗歌创作存在四大难题,而阅读《诗经》则有两大方法。

《诗经思无邪序传》4卷现存的版本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清同治光绪年间刻本,存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另一种是民国20年(1931)成都姜氏刻本,存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以上仅截取清代巴蜀《诗经》学的部分著作进行探讨,初步勾勒其学术风貌。清代巴蜀《诗经》学成果丰硕,学者们治学路径各异,但他们的研究共同建构起一个多元互补的学术格局。清代巴蜀地区的《诗经》学研究,体现了巴蜀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特质,也彰显了学者们以传承经典为己任的使命和担当。

清代巴蜀《诗经》学以多元的研究路径、严谨的考据方法和开放的学术视野,为《诗经》文本的校勘、版本的梳理及经典阐释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巴蜀学者还将地域文化中兼容并蓄、经世致用的精神融入经典研究,使学术成果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关怀。这些著作虽各有侧重,但都围绕着对《诗经》的全面解读与深刻理解展开,共同构成了清代巴蜀《诗经》学的丰富内涵。

本文内容系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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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3期)

作者:王贞贞(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刘 杨(西华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