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爆“阿拉伯之春”的背后逻辑：人口爆炸与强人政治！

六个政府倒台，四个国家爆发内战，示威行动与政府改组更成为不少阿拉伯国家的家常便饭。这一切正是由一个小贩之死所引爆的“阿拉伯之春”的最终结果。

时至今日，中东地区依然未能从“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动乱中彻底走出。毫不夸张地说，小贩布瓦吉吉的死，注定会成为中东历史的重要节点。然而，布瓦吉吉的死实际上只是点燃炸药桶的火星。在“阿拉伯之春”背后，中东令人担忧的人口状况与畸形的政治结构，才是让一起突发社会事件演变为滔天洪水的真正原因。

小贩布瓦吉吉的命运，堪称中东版的“骆驼祥子”。而布瓦吉吉的人生，实际上是阿拉伯世界大多数年轻人的缩影：物价高企、官员腐败、工作难寻，这是革命爆发前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共同现状。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正是阿拉伯世界异常迅猛的人口膨胀速度。

我们以典型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埃及为例：自20世纪初开始，埃及人口便呈现直线上升态势。1900年，埃及人口仅为1000万；1930年，人口逼近2000万大关；1985年，人口突破5000万；等到“阿拉伯之春”爆发的2010年，埃及人口已高达8600万，几乎是一个世纪前的10倍。

当然，有人会提出疑问，第三世界的人口膨胀并非仅发生在中东，为何阿拉伯国家的问题尤其严重？答案就藏在阿拉伯世界独特的宗教背景中。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如今的整个阿拉伯世界几乎以穆斯林为主体，而伊斯兰教在人口问题上有两个鲜明特征：女性权利薄弱，且结婚年龄偏低。这两个特征导致的结果是，即便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女性也无法因经济地位改善获得生育选择权，某种意义上充当“生育机器”成为了阿拉伯世界女性的常态。

若人口增长速度能得到控制，政府本有机会消化新增人口，将年轻人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人口红利。然而，阿拉伯世界的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年新增的年轻人口数量，都远超过政府能安置的规模。阿拉伯世界的人口结构图，早已超越“小头轻”的金字塔结构，呈现出以年轻人为绝对主力、老年人占比极低的极端畸形状态。

这种状态的最终结果，是政府完全无力为年轻人提供稳定收入。而年轻人的数量仍在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毕业即失业；因专业教师数量相对儿童规模严重稀缺，许多年轻人甚至无法完成义务教育。无奈之下，年轻人为谋求出路，要么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国外，要么只能从事最简单的职业，只求在乱世中填饱肚子。

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第一个爆发革命的突尼斯，30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已飙升至50%以上。不过，人口膨胀虽是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但社会以何种形态释放压力，仍取决于当地的政治结构。不幸的是，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的强人政治，最终让事态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阿拉伯之春”爆发前，本·阿里统治突尼斯23年，穆巴拉克执掌埃及30年，阿萨德父子统治叙利亚40年，而卡扎菲在利比亚已掌权42年。阿拉伯世界之所以强人遍地，实则是当地历史环境催生的结果，奥斯曼帝国解体后整个中东几乎陷入权力真空，在这片政治荒漠中，第一批崛起的是脱胎于原始部落体制、带有封建性质的政治强人。

20世纪初，这批强人建立了沙特王国、埃及王国、伊拉克王国等一系列君主专制政权。但这些封建色彩浓厚的国王根基薄弱，且君主专制在20世纪已逐渐不被世界接受。若在世界其他地区，正常剧情往往是国民普遍觉醒，推翻国王政权、建立民主政体。然而，中东的问题在于这里不缺乏觉醒者，但觉醒者的比例始终极低。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阿拉伯世界落后于全球的识字率与教育水平；其二，是宗教对阿拉伯地区普通人思想的束缚；其三，是教育水平的提升完全跟不上新生儿的爆发式增长。觉醒人群比例低的直接后果是，每当中东发生颠覆性革命，政权最终都会落入一小撮人手中，且因革命的暴力属性，这部分人十有八九是出身军队的高级军官。

纳赛尔推翻埃及国王前，身份是埃及军队的中校；卡扎菲突袭国王禁卫军时，是装甲部队的中尉；统治叙利亚的老阿萨德与统治伊拉克的萨达姆，上位之路也离不开复兴党军队的支持。这些出身军队的强人上台后，为巩固权力，最重要的举措便是加强对下属的笼络，通过将权力分享给小圈子内的少数人，换取坐稳江山的机会。

这条路径在打天下时看似合理，事实上除阿拉伯半岛的君主制国家外，“阿拉伯之春”前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领导者走的都是这条路。这些领导者的权力来源，正是最直接的那批支持者。强人政治成为中东的主流模式，实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结果。

然而，物极必反。只要军队掌控在手中，强人政治看似牢不可破，但中东的强人们却忽略了，最大的危机正潜伏在畸形的人口结构中。“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几乎所有中东独裁者都认为自己的统治能千秋万代，可事实上人口膨胀与强人政治这两个看似无关的因素，一旦结合便会爆发出毁灭性力量。

对政治强人而言，若想坐稳江山，就必须将权力分享给特定少数群体，这种分享的依据，全凭强人上位过程中功劳大小，而这些人的品德与能力，并非强人关注的重点。因此，政治强人看似是一个家族掌控国家，实则是一个核心家族掌控多个统治圈内的小家族，而这些小家族才是国家的直接控制者。

对常处于聚光灯下的政治强人而言，即便品德不高，也需在民众面前装出体恤民意的样子；但整个统治阶级的道德水平，早已被那些隐形的小家族拉到了谷底。这些小家族没有机会像强人那样在历史中留名，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欺压、剥削民众满足私欲，他们不屑于体恤民情，更拒绝与年轻人分享任何权力。

引爆突尼斯革命的小贩布瓦吉吉决定自焚，直接原因便是当地官员的欺凌侮辱，以及当地总督的漠不关心。其实我们可以再退一步，即便统治阶级道德沦丧、鱼肉百姓，若一个国家资源丰富，民众关起门能过好小日子，这种家族式强人政治或许仍能维持。然而，人口膨胀却成了釜底抽薪的变量，海量新增年轻人口导致全国人均资源快速下降，即便统治阶级励精图治，也难以解决人口爆炸带来的资源短缺；而当统治阶级自甘堕落时，年轻人便会不假思索地将生活不如意的所有原因，都归咎于嚣张跋扈的政府。

人口爆炸与强人政治的化学反应，为以突尼斯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塑造了一个庞大的反对阶级，这个阶级完全由精力充沛却缺乏教育的年轻人构成。他们没有明确思想、没有行动纲领、没有奋斗目标，甚至不知道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除了生命，几乎一无所有，可正是这种一无所有，让他们在问题彻底爆发时，能毫不犹豫地团结起来，向他们认定的答案发起坚决斗争。2010年，阿拉伯年轻人找到的答案，便是横亘在他们头上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强人与他们的政府。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将年轻人的怒火，彻底引导到了推翻政治强人与现有政府的方向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