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是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薪资待遇

当务之急是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薪资待遇

凌晨五点协助核酸采样、深夜十点调解邻里纠纷、节假日值守排查安全隐患……社区工作者是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承担着政策传达、民生服务、应急响应等繁重工作，堪称“全能管家”。但与之不匹配的是，许多地区社区工作者的到手薪资不足3000元，这种“高负荷”与“低回报”的失衡，不仅挫伤了从业者积极性，更制约着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提高社区工作者薪资待遇，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民生要事。

社区工作者的“忙”，早已超出传统认知中的“行政辅助”范畴。他们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执行者”：既要逐户走访登记人口信息、宣传医保社保政策，又要协助社区老人完成养老认证、帮困难家庭申请救助，单是日常台账整理、居民需求对接，就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他们更是应急处突的“一线先锋队”：疫情期间，连续数月无休组织核酸检测、配送生活物资；汛期来临，通宵值守排查危房、转移受灾群众；遇到邻里矛盾、物业纠纷，还要充当“调解员”，反复沟通协调直到问题解决。有社区工作者坦言：“每天工作10小时是常态，手机24小时不敢关机，居民一个电话就得随时到岗。”这种“白加黑”“五加二”的高强度工作，早已让这份职业脱离了“轻松稳定”的刻板印象。

然而，高强度的付出，换来的却是“捉襟见肘”的收入。在全国多数二三线城市及县域地区，社区工作者的到手薪资普遍在2500-3000元之间，部分偏远地区甚至不足2000元。这个薪资水平，不仅远低于当地平均工资，更难以覆盖基本生活成本——租房、通勤、吃饭等开支后，几乎所剩无几，若家中有老人需要赡养、孩子需要抚养，经济压力更是雪上加霜。有从业者无奈表示：“看着身边同学月薪五六千，自己干着最累的活，拿着刚够糊口的工资，有时候真的想转行。”这种“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现实，直接导致社区工作者队伍流动性大、人才留不住：年轻人大都不愿来，有经验的老员工也因薪资低纷纷离职，最终形成“招聘难、留人更难”的恶性循环。

更关键的是，社区工作者薪资偏低，最终损害的是基层治理的质量与民生服务的效率。薪资水平直接关联工作积极性：当从业者为生计发愁，难以全身心投入工作时，政策宣传可能流于形式，民生服务可能敷衍了事，甚至出现“推诿扯皮”的情况；而人才的流失，更让社区治理陷入“断层”——新入职的员工缺乏经验，需要时间磨合，导致工作衔接不畅，居民的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反观那些薪资待遇有保障的地区，社区工作者队伍更稳定，服务更主动：有的社区工作者主动学习新媒体技能，帮居民线上办理业务；有的定期走访特殊群体，建立“一人一档”帮扶台账，这些优质服务的背后，正是“无后顾之忧”的薪资保障在支撑。

提高社区工作者薪资待遇，不是“额外福利”，而是对基层劳动者的基本尊重，更是夯实基层治理的必然要求。这需要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将社区工作者薪资纳入财政预算，建立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挂钩的薪资增长机制；同时完善福利保障，落实五险一金、带薪年假、绩效奖励等制度，让社区工作者“有钱拿、有保障、有奔头”。唯有如此，才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基层，让社区工作者真正安心、尽心地服务居民，让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更畅通，让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更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