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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春天,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空气中弥漫着毕业季特有的躁动。年轻的唐纳德·特朗普倚在喷泉边,手里捏着一封来自高盛的信件——那是无数商学院学子梦寐以求的金色入场券。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唐纳德?”女同学艾米丽抓着他的袖口,声音里满是焦虑,“这是高盛!是通向华尔街的门票!”
唐纳德漫不经心地将那封精致的offer对折,再对折,手指灵巧地翻动,很快,一架纸飞机在他手中成型。他咧嘴一笑,手臂一挥,纸飞机划过一道弧线,轻巧地落入了喷泉中央,溅起一小圈涟漪。
“你疯了?!”艾米丽惊呼。
唐纳德目光越过校园,投向远方纽约曼哈顿的天际线,那里,宾州中央铁路改造项目的塔吊如同钢铁巨人般矗立。“知道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当年怎么起家的吗?铁路、港口、土地——真正的帝国,从来不是靠替别人数钱建立的。”
这时,抱着评分册的卡尔森教授匆匆赶来,额上沁着细汗:“特朗普,听着,系里可以重新考虑你那篇关于FHA(联邦住房管理局)项目的论文评级,只要你删掉那些……过于激进的案例分析和政策批评……”
唐纳德指向远处正在兴高采烈合影的同学们,“然后变得像他们一样?您教了我们如何精确计算风险,却没教我们如何去制造和驾驭风险。”他顿了顿,“好的投资不是买好的,而是买得好。我可不想一辈子当个算术好的账房先生。”
卡尔森教授皱起眉头:“沃顿打造的是金融界的至尊,而不是狂欢的赌徒!”
唐纳德轻笑一声,“我父亲在布鲁克林收租时,华尔街那帮人还在背教科书呢。真正的风险是躲在安全区里错过时代!”他想起周末往返纽约时,在父亲工地上见过的那些化名交易的房产文件——那是沃顿课堂永远学不到的实战经验。
六月的阳光洒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典礼会场。学生们穿着学士袍,兴奋地调整着方帽,唯有特朗普独自站在角落,目光锐利地扫过人群。他的妹妹玛丽安正坐在家属区,低声对身旁的友人说:“唐纳德从来不属于这里——他只是在利用这里。”
典礼上,校长宣读“经济学学士”名单时,特朗普的名字引起的掌声稀疏落落。他大步上台接过文凭,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事后他对友人道:“那些没有鼓掌的人,一半在嫉妒我的家世,另一半在盘算未来如何利用我。”
人群中有同学举着“年薪两万美金”的横幅合影——这是当年沃顿毕业生的起薪象征。特朗普从他们身边走过时,有人调侃:“嘿,唐纳德,你父亲给你开多少薪水?”他头也不回地抛下一句:“我父亲给我开的是曼哈顿。”
在沃顿期间,唐纳德几乎不参与校园社交,每到周末便开着绿色敞篷车穿梭于父亲在布鲁克林的建筑工地。他曾对同学坦言:“在课堂上学‘风险计算’?我在皇后区的租户纠纷里早学完了!”
这种与校园生活的疏离,使他在毕业典礼上显得有些孤独。当同学们在抛掷学士帽时,他整理好西装走向轿车,后排座位上放着一份标注着“宾州中央铁路破产地产”的收购草案。
当晚,纽约皇后区,弗雷德·特朗普的办公室里灯光通明,雪茄的烟雾缓缓缭绕。父亲弗雷德没有说话,只是将一张支票推过宽大的红木桌面。唐纳德瞥了一眼上面的数字:$1,000,000。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拿去,”弗雷德的声音低沉而严肃,“但别让我看到你拿它去买游艇,或者更糟的什么抽象画。”
唐纳德拿起支票,指尖轻轻弹了弹,轻笑道:“游艇?爸爸,我要买的是曼哈顿。”
窗外,纽约的灯火如星河倾泻。这个刚从沃顿毕业的年轻人,早已不屑于争夺“第一名”的虚名。他脑中盘桓的是另一条准则:“真正的风险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自以为知道的一切都可能崩塌。” 而他,正要在这崩塌的裂缝中,撬动自己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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