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江青内定的副总理，1976年被隔离审查，一年后喝洗厕水自杀

在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坐标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样板戏”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化符号，而于会泳的名字，也因与这些作品的深度关联及其个人命运的剧烈起伏，成为那段特殊历史的一个复杂注脚。他以音乐天赋叩开艺术之门，却在政治漩涡中迷失方向，其人生轨迹既折射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也留下了关于艺术与政治关系的深刻警。

1926 年，于会泳出生于山东威海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动荡年代里，音乐成为他贫瘠生活中的光亮 —— 少年时期便自学二胡、笛子等民族乐器，常在田间地头以乐声排解困顿。1945 年，解放战争的烽火中，他凭借艺术才能考入胶东文工团，正式踏上文艺道路。在文工团，他深入民间搜集整理民歌，将胶东地区的渔歌、秧歌融入创作，对民间音乐的深厚理解使他迅速成为业务骨干，也为其日后在戏曲音乐领域的创新埋下伏笔。

1949 年上海解放后，于会泳迎来人生转折：他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系统学习西方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技法。在校期间，他不仅展现出卓越的声乐天赋（曾留校担任声乐教师），还在理论研究上崭露头角。毕业后，他为《文汇报》等刊物撰写音乐评论，如《评论郭建光唱腔音乐设计》一文，以专业视角剖析样板戏音乐的革新之处，其对戏曲声腔与现代音乐结合的独到见解，逐渐引起文艺界关注。此时的他，仍是专注于艺术探索的学者，尚未预料到命运将与时代政治剧烈捆绑。

1966 年，《人民日报》对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高度评价，拉开了样板戏风靡全国的序幕。作为《智取威虎山》《海港》等作品的音乐主创之一，于会泳在唱腔设计中融合民族乐器与交响乐配器，突破传统京剧的程式化局限（如为杨子荣唱段加入圆号伴奏，增强英雄气概），其艺术才华得到江青等人的赏识。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这种赏识迅速演变为政治机遇。

1969 年，在于会泳主导修改《海港》唱段时，江青亲自介入并对其 “创新” 表示肯定，随后力荐他担任上海文化局党委书记，使其从艺术创作者一跃成为文艺领域的管理者。此后，他的仕途一路攀升：1973 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975 年更升任文化部部长，跻身正部级干部行列。然而，随着权力的膨胀，他的政治立场逐渐向 “四人帮” 倾斜 —— 在文艺界推行 “三突出” 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打压不符合 “样板戏” 模式的文艺作品，甚至参与制造文艺界的冤假错案，使许多老艺术家遭受迫害。此时的他，已从艺术革新者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 倒台，中国迎来历史转折，于会泳的政治生涯也随之崩塌。作为与 “四人帮” 关系密切的文化领域代表人物，他被隔离审查。在审查期间，面对自己在特殊时期的行为，他陷入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自我否定。1977 年 8 月 28 日，时年 51 岁的于会泳选择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为其复杂的人生画上悲剧句点。1983 年，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从政治层面明确了对其错误的否定。

于会泳的悲剧，本质上是个人选择与时代局限交织的产物。他在音乐领域的才华毋庸置疑 —— 其对样板戏音乐的革新，客观上推动了京剧与现代音乐的融合，部分唱腔设计至今仍具艺术价值；但他在政治漩涡中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将艺术工具化，最终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种 “才华与歧途” 的悖论，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更成为反思特殊历史时期文艺生态的重要案例。

回望于会泳的人生轨迹，其启示深刻而沉重：艺术本应超越政治，以审美价值与人文精神为内核，但若将艺术沦为政治附庸，甚至以艺术为工具参与伤害他人，终将被历史唾弃。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在于以专业良知坚守是非底线，而非随波逐流追逐权力。正如样板戏的历史功过仍需辩证看待（其艺术创新与政治禁锢并存），于会泳的个案也警示后人：唯有将艺术植根于人性与真理，远离政治投机，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如今，当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于会泳的故事已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注脚，更成为一面镜子 —— 它照见时代的复杂，也照见人性的脆弱与坚强。对文艺工作者而言，尊重艺术规律、坚守创作良知，始终是比迎合时势更重要的使命；对历史而言，正视曾经的错误，才能让文明在反思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