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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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桥之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英法宣战后,僧格林沁指挥的华北地区清军主力与法国人蒙托邦指挥的英法联军在北京通州八里桥进行的决战。
八里桥正式名称为永通桥,因距离通州八里而得名,是沿运河向北京推进的必经要地。张家湾之战后,英法联军五千名继续西犯。
于清咸丰十年八月七日(1860年9月21日)分三路猛扑八里桥咸户庄一带,清守军各部包括科尔沁部的僧格林沁野战骑兵、八旗察哈尔、索伦部、甘肃陕西调来的汉军、京津地区八旗绿营等共两万七千余人,在清军将领僧格林沁、胜保、瑞麟等的指挥下,迎战英法联军。双方激战长达五小时,清军在英法联军猛烈炮火下伤亡惨重。英军一部向于家卫方向包抄,清军西路的僧格林沁所部首先溃退;接着,清军南路由于指挥将领胜保受伤,阵营散乱;清军东路在将领瑞麟的率领下,孤军奋战,最终被迫西撤。八里桥之战结束,僧格林沁所部全军覆没,清军将领胜保在战斗中重伤。清军战败后,京畿[jī]一带无生力军可再战,英法联军直通北京。第二日,清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避走热河(今河北承德市)。
八里桥之战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与侵华联军进行的较大规模的野战,也是关系到清朝京师安危的关键性一战。战败加速了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进程,随后发生火烧圆明园、签订《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事件。
战后,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兵力分散,为1860年太平军反攻创造条件。蒙古骑兵在此役中的全线溃败,标志着统治中国战场两千余年的骑兵走下历史舞台。
中西方枪炮与清朝冷兵器、传统火器的战力巨大悬殊,催生了洋务运动,西方近代军事体系开始在中国发挥作用。
战役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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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法联军并不满意既得利益,多次向清政府提出要修改条约,都被清政府拒绝。
1856年,英、法、美三国再次提出修约要求,又遭拒绝。随后,以“亚罗船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契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23日,英国悍然派出三艘军舰,在英国侵华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西马靡各里指挥下,进犯广州附近各炮台,并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1857年12月,在美俄支持配合下,英法联军进攻广州,迅速占领了广州城。联军占领广州后,组成“联军委员会”,对广州实行“军事管制”。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的军舰炮轰大沽炮台,大沽炮台失陷。6月,清政府分别同俄、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1859年6月,英、法公使借口到北京与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条约的批准书,约定1年后在北京互换),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他们拒绝按清政府指定的路线,而是从塘沽登陆经天津去北京,炮轰大沽炮台,强行登陆,受到清军将士坚决发炮还击,联军方损失惨重。[10]
扣押巴夏礼事件
大沽之战失利后,英法联军于8月1日由北塘登陆,第三次进攻大沽口,双方战事再起。至8月21日占领大沽炮台,24日占领天津。天津的失守使北京处于英法联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8月31日,清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zhǔ]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到达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与英、法联军谈判。双方谈判一度陷于僵局,此时负责和谈的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因恼怒联军谈判代表的巴夏礼等出言不逊,伙同僧格林沁扣押巴夏礼等二十六名英国人至北京。虽然清政府企图来削弱英法联军的战斗力,但巴夏礼被扣押引起英法联军的极大不满,扬言要攻打北京。面对英法联军即将发动的军事行动,清咸丰帝命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骑兵一万人,胜保率步骑兵一万七千余人开赴通州八里桥地区与英法联军决战。
张家湾之战失败
9月10日,英法联军先头部队近四千人向通州方向推进。时部署于通州地区的清军有三万余人: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马步队一万七千万人,驻张家湾(通州东南)至八里桥(通州西)一线,阻击来犯之联军;礼部尚书瑞麟率京营八千人,副都统伊勒东阿所统马队四千人守八里桥,为僧格林沁军后援;署直隶提督成保率四千人守通州;光禄寺卿胜保率京营五千人驻守京郊定福庄,随时准备增援。18日,联军先头部队推进到张家湾附近,向清军阵地发起攻击。清军步队千人即行抗击。正当僧格林沁调派马队抄袭敌军时,突遭联军火箭袭击,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马步兵自相践踏,向八里桥溃退。联军攻占张家湾,并乘胜向八里桥进发。
战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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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准备
9月19日,英法联军对八里桥一带开始全面军事侦察,通过入华多年的传教士为辅助。英法联军通过侦察发现北京到通州运河沿岸部署大量清军,运河上有一座十七世纪石料单孔桥,即为八里桥,距通州旧城八里。
同日,清朝朝廷在《谕僧格林沁等应敌机宜》的“廷寄”中询问僧格林沁自退扎八里桥之后,是否与英法联军有战斗;并在《着乌兰都迅带马队赴通》的“廷寄”中指令僧格林沁驻扎八里桥,胜保驻扎于家卫,在此防堵入京要隘,阻拦英法联军继续前进至北京;并派遣乌兰都迅即统带所部马队官兵二千三百名,日夜趱[zǎn]行,前往通州以西八里桥地方,听候僧格林沁等调拨。僧格林沁率部退守八里桥后,和瑞麟商定,全军分设南、东、西三路截击敌军。其中,将近一万名满、蒙骑兵军部署在八里桥一带防守。清军还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在这里构筑了土垒和战壕,准备和敌军在此决一死战。
战役过程
9月21日凌晨4时,英法联军将所有的行李都被安置在离张家湾镇不远的一个村庄处,委托两个步兵连看管。其余部队由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方向推进。凌晨5点半,英法联军发出了出发信号。雅曼率领法军两个炮兵连和参谋部兵员,科林诺率领法军一个炮兵连居中,成为先头部队,英军居后。英军派遣一千名士兵与一个炮兵连前往北京,法军派遣三千人及两个半炮兵连前往通州,总数约五千人。
僧格林沁部清军退守八里桥后,清军阵线被逼到了运河边上,而法军跟北京通过最近一条道路的联系也受到了威胁,为对付侵略军的攻击,僧格林沁和瑞麟商定,令马队首先出击,尔后以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六千人的胜保部迎击南路法军,瑞麟部迎击东路法军,僧格林沁部迎击西路英军。所有步队均隐蔽在灌木丛和战壕里,待机杀敌。马队则向联军的左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冲锋。此时,清军总兵力约为两万七千人,其中骑兵约一万人。
上午7时,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清军阵地发起攻击。此次作战以法军为主,由蒙托邦担任总指挥。南路为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负责主攻八里桥;东路为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指挥的英军。
南路法军第2旅的两个前锋连队冲到八里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勇敢地冲出战壕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首先,联军将炮灰集中在八里桥和通惠河北岸的清军大炮阵地上,守桥清兵拼死还击,前赴后继,在联军占压倒优势的火力之下支撑了一个小时之久,最后清军甚至冲到桥上,与联军的两个连展开贴身肉搏,直至八里桥被迫弃守。
当战斗打响后,僧格林沁才知晓,主攻八里桥的是南路敌军,而不是西路敌军。为了弥补战前的决策失误,在胜保部与南路法军战斗的同时,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尔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抄敌人。但在这一战斗过程中,胜保部全面溃败,清军副统帅胜保下颌处中弹受伤,仍坚持率军激战,直至被炮火炸伤两胯及左臂昏迷,其所率部队撤回于家卫。僧格林沁新的作战意图未能实现
上午9时,英军兵分两路,一部分继续与僧格林沁部对抗,另一部分向于家卫进攻,企图抄袭僧格林沁部后路。由于胜保部的失败,僧格林沁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分兵无术,只能率军与西路英军展开激战,在酣战之际,僧格林沁自乘骡车,撤队而逃,以致军心动摇,纷纷退出齐化门以东的皇木厂。瑞麟部队则于未阵之前,先已溃散,逃至皇木厂,与僧队会合,后齐退出齐化门。瑞麟残部则在联军的紧追之下由于家卫继续逃往北京。
战役结束
蒙托邦、科利诺、雅曼等部队采用刺刀、炮火持续攻击,布杰少校率领法军第101旅夺取了清军阵地中心村庄,雅曼率法军占领八里桥。八里桥失守后,英法联军迅速占领八里桥附近的咸户庄、三间房、于家卫一带地方。
在双方人数悬殊的情况下,联军以极少的伤亡大败清军。战斗结束后,蒙托邦让被俘的清兵去收敛和埋葬清军尸体,统计表明清军约有三千人阵亡,而联军的伤亡为:法军亡三人,伤十七人;英军亡二人,伤二十九人。
这次战役为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开通了道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关键性一战。因在此战役中的英勇表现,战后胜保受清咸丰美誉“忠勇性成,赤心报国”。蒙托邦被法皇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
战役结果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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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第二次鸦片战争进程
八里桥之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键一战,也是最后一战,清军在八里桥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八里桥和通州的失守,更重要的是将保卫北京的最后一支精锐力量基本击溃。八里桥之战的失败直接导致北京城的防守处于真空状态,北京城门户大开。
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之战稍作修整,于10月6日攻入北京,随后发生了火烧圆明园,抢劫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一系列事件。
10月13日,北京城内王公大臣屈服于联军要求,交出安定门,联军进入北京外城。
10月24日,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同时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北京条约》规定,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给英国,增辟天津为商埠,允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建教堂,准许华工出国,鸦片贸易合法化。英法侵略者的要求完全得到满足。
11月间,联军先后撤出京津地区。历时4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为太平天国反功创造条件
八里桥之战战败次日,清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避走热河,三天后命盛京将军、绥远巡抚、山西巡抚、山东巡抚等率军勤王,又命曾国藩、袁三甲、翁同书等人选拨南方练勇迅速赶赴京城,从而为1860年太平军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压力。
促使传统骑兵走下历史舞台
八里桥之战的失败是中国千年传统的骑兵冲击,是冷兵器近战与西方经过拿破仑战争和工业革命后以炮兵为核心的火力战之间两个时代的决战,血肉之躯终归抵挡不住侵略者的新式枪炮。清朝建立和开阔疆土过程中立下卓越功绩的清军骑兵,在八里桥之战中,面对英法联军枪击炮轰伤亡惨重,不复往日气象,使时人意识到骑兵面对西方枪炮时的不堪一击,此后,骑兵在军队中的重要性逐渐被削弱,八里桥之战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骑兵作战。采用西方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的近代军队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逐渐成为主流。
拉开清王朝洋务运动序幕
在经过周密部署后的八里桥战役中,清军却付出伤亡近万人的代价,这使得清政府彻底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先进武器和战术的威力。
此后,清政府正式采纳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着手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
1861年,天津成立了洋枪队,聘用外国教练进行训练。接着,上海、广州、福州等地也成立了洋枪队;曾国藩于1862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则指出西方军队“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并积极推动淮军大规模军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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