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林毅夫谈到一个话题：中国还能不能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阶段。
他认为能，因为有后发优势。
什么是后发优势？主要说的是技术创新上1-100的突围，这也可以说是成本优势，0-1是百年环境培育出来的，在资本投入上成本也高；而 “1-100” 的突围是应用性创新，成本要求较低。DeepSeek 就是典型的例子，老话叫 “后来者居上”。
林先生的后发优势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受益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与科技，做了一个后来者居上的“士兵突击”；但是，这种后发优势随着全球市场的规则重构，已经进入尾声。
林先生认为中国仍有极大的后发优势，有两个支点，一是人均GDP还很低，二是人才基数很大。
先看第一个支点：人均GDP。
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比，差距还非常大，中国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20%，这说明生产效率还很低，部分地也说明技术利用率还很低。但人均GDP低不等于后发优势强，生产效率低也不等于1-100的突围技术创新不够醒目，再好的技术创新，最终要以体制机制的形式来推动经济的高增长；所以才有了杨小凯的“后发劣势”，杨先生认为后来者居上有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技术的模仿与制度的模仿，技术的模仿比较容易，制度的模仿比较困难。
其实，林毅夫的后发优势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既有相互为用的一面，也有超越的一面，中国1-100突围的成功，恰好是举国经济的优势，与制度模仿没有必然关系；但要想做0-1的突围，就会引导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驱动力是竞争，竞争的目的性是效率。
中国经济现在要探讨的，不是 “还能不能进入新的高速增长阶段”，而是 “怎样才能实现高速增长” 的问题。中国从1-100的后发优势已经快顶破天了，哪还有什么优势？WTO时代已经落幕，特朗普2.0将封锁对中国的0-1的输出，竞争性决定了中国恰好要放弃在“后发优势”上躺赢的心态，要付出高成本，做0-1的突围。
也就是说，要做好长期主义的准备。
林先生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是人口大国，出现创新型人才的概率虽然低，但人才的数量非常大，这说的是基数优势，这很有道理，但也不能绝对化，14亿人口基数很庞大，不等于按平均水平中国可以拿到五人之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人口论的推断本身就是一个低级误区。
中国经济能不能实现高增长，关键不是继续在1-100的突围上躺赢，更不是去和印度拼人口，印度出生率远高于中国，但中国的GDP是印度5倍，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人口四倍，GDP已经从高峰期的77%，降到了2025年的63%。
中国的未来在长期主义，短期内不再追求高增长，这是一个清醒的选择。
后发优势说到底是一个短期视角，如果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那一定不是因为林先生的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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