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现状令人唏嘘，“老登时代”的终局

71岁的王健林，又“摔了一跤”

作者 | 李冰之 编辑 | 吾人

近日，沉寂已久的王健林因一则司法动态重回公众视线：大连万达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健林，被法院依法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事件发酵仅一天后，9月29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已无王健林的“限高”消息。

对此，万达回应称，“此次是由于万达下属项目公司经济纠纷导致，事实上之前双方一直在通过多种方式协商解决，我们也正在了解具体情况，本次或因在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导致。”只是，即便限高已解除，此次短暂的司法风波，仍暴露了万达当前债务困局下的潜在风险。

回溯过往，王健林曾是商界“呼风唤雨”的存在——早年做客《鲁豫有约》时，他是头顶“全球华人首富”光环的大佬，一句“先设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它一个亿”火遍全网，成了一代人的商业记忆；而他的儿子王思聪，也因鲜明张扬的个性、高频的娱乐话题，成了当年家喻户晓的网红顶流，父子二人一商一娱，一度是跨界热议的焦点，走到哪儿都自带关注度。

然而如今，这位昔日的商界标杆，却因一起标的1.86亿元的强制执行案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不仅被限制乘坐飞机头等舱、高铁一等座，名下公司股权更是频频遭遇冻结。有网友感慨：“当年说‘先赚一个亿小目标’时多风光，现在连1.86亿的执行款都能触发限高，反差也太大了！”

曾经的“万达”，是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高频符号：看电影优先选万达影院，置业时考虑万达地产，逛街休闲绕不开万达广场；而现在，这个一度响彻街头巷尾的名字，正慢慢从公众的日常语境中淡去。

从叱咤风云的富豪榜首到身陷债务泥淖的“被执行人”，王健林的故事，不只是个人的沉浮，更是一个时代落幕的缩影。

万达的债务困局

王健林近期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限制高消费令，源于一起公开司法执行案件，而这背后，是万达集团积重难返的债务危机。

7月16日，兰州中院因万达集团及旗下万达地产未履约，对其及王健林下达限高令，强制执行约1.86亿元。就在不久后的9月11日，北京金融法院又立案执行一起4亿余元案件，万达为被执行人，案由暂未披露。

这两起案件的“爆雷”，只是万达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目前万达集团名下有10条被执行信息，累计执行标的总金额达52.62亿元；47条股权冻结信息更是卡住了集团的“命脉”，涉及大连万达商管、万达文化产业等核心子公司，资金调度与业务运转已举步维艰。

子公司的风险同样连环爆发。2023年4月，万达地产因广东河源项目违约，被上海二中院执行10.87亿元并列为“老赖”；此后四川仁寿万达广场、万达体育文旅公司相继被执行，2024年7月万达体育1亿元股权也遭冻结。

为了“活下去”，万达只能开启“断臂求生”——2023-2024年已陆续出售超30座万达广场，其中2024年便出售近26座，接盘方以阳光人寿、新华保险等险资为主；2025 年更推进重磅交易，将39个城市的48座万达广场转让给太盟牵头、腾讯、京东及阳光人寿等联合设立的合营企业，交易规模预计达500亿元，其中产业资本为核心主导力量，险资同步参与。

万达的危机并非一日之寒，转折点早在2017年就已埋下。彼时的万达正处鼎盛期：2016年王健林以1700亿元身家成全球华人首富，集团业务覆盖地产、酒店、文旅、影视，海外并购风生水起。

但2017年，万达因海外投资规模过大（累计超2000亿元），被金融监管部门纳入海外投资“灰犀牛”风险监控名单，随即遭遇银行收紧授信、境内外债券价格暴跌。当时市场上广泛流传其负债超6000亿元的说法，资金链危机由此爆发。

此时的王健林只能“壮士断腕”，以637.5亿元甩卖13个文旅城、335.95亿元出售77家酒店，回笼近千亿资金；万达商业从香港退市更名为“万达商管”，宣布“2019年剥离全部房地产业务”，引入腾讯、苏宁等340亿元战投转型轻资产，才勉强渡过难关。

可转型之路很快受挫。2019年底成立的万达地产，本应是“控规模、降负债”的配套工具，却在2020年房地产热度下，因王健林“千亿销售目标”的冲动，新增230亿元土地储备，债务再度飙升；同年新冠疫情突袭，全国影院停摆、商场客流锐减，万达电影2019-2022年累计亏损约126亿元，资产负债率升至近69%，现金流雪上加霜。

2021年，万达将希望寄托于资本市场，搭建珠海万达商管，引入22家投资者融资380亿元，约定“2023年底前未登陆港交所需回购股份”。但这场对赌最终以失败告终——万达四次递表港交所均未通过，叠加恒大、融创等房企爆雷，投资者对地产企业避之不及，2023年末300亿元回购条款触发，万达根本无力偿付。

2023年，万达只能靠高成本融资（7亿美元债票息11%）和让渡控制权求生：引入太盟600亿元，将万达商管重组为“新达盟”，新投资人持股60%，王健林持股仅剩40%；2024年更是以21.55亿元卖掉万达电影51%控股权，彻底丧失影视板块话语权。

即便如此，2024年底万达有息负债仍达1375亿元，未脱险境。万达的困局，看似是战略波动与债务压身，实则是踩错了时代的节拍——它的成功，是踩中了房地产黄金时代的红利；而它的困境，正是房地产时代落幕的必然。

万达的“商业帝国”：

成也地产，败也地产

曾靠商业地产、文化、地产、投资多线布局撑起“商业帝国”的万达，如今各板块“轮流承压、风险互传”，本质上都是“房地产依赖症”的反噬。从核心商管的转型落空，到地产板块的扩张反噬，再到文化业务的造血失效，曾经的协同优势逐渐演变为“一处漏水、全局渗透”的被动局面。

万达商管：轻资产转型的“半吊子工程”

作为万达的“压舱石”，万达商管的转型之路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2016年从香港退市后，它引入腾讯、苏宁等战略投资，高调计划剥离重资产，靠商业运营和品牌输出盈利；但现实是，为了保住万达广场的控制力和租金收益，它至今仍直接持有约60%的物业，每年要承担巨额的维护与折旧成本，“轻资产”更像停留在口号层面。

真正的压力来自融资与对赌的双重挤压。2021年那笔对赌380亿元的战略投资，本是为冲击IPO铺路，可上市失败，这笔钱变成了“必须偿还的负债”；2023年它想发行60亿元公司债，又因连续三年筹资现金流为负，被监管追问偿债能力，只能转向海外借债，美元债票息高达11%；2023年底太盟入局后，王健林交出了60%的股权。400多座万达广场的租金增速，早已赶不上债务利息上涨速度，商管成了最大债务载体。

万达地产：从“输血者”变“拖油瓶”

2019年成立的万达地产，本应是商管的配套工具，却因2020年王健林的“千亿销售目标”失控——斥资约230亿元拿地近千万平方米，债务翻倍。“三道红线”卡死融资渠道，楼市下行后，万达地产2022年的555亿元销售额中，大量是难去化的商铺、公寓，回款缓慢；广东河源项目爆雷后，万达地产被列为“老赖”，如今停掉新项目专注收尾，却仍甩不掉债务包袱，成了集团的拖累。

文化与投资：多元化的“牺牲品”

万达文化曾是王健林的“第二增长曲线”，但文化产业“烧钱快、回本慢”的特性，遇上疫情和行业寒冬，很快陷入困境：万达电影百亿并购万达影视后累计亏损超百亿元，海外资产（传奇影业、万达体育等）全被出售止损。

万达投资早年想做“科技+金融”，涉足电商、网络金融却因缺乏技术优势收缩，如今只剩“资金调度”功能，2025年质押万达集团全部股权、出售万达酒店发展股权，沦为“拆东补西”的应急工具。

万达各板块的“四处漏水”，折射出一个隐藏的真相：它的多元化从未脱离房地产的根基——文化靠影院（依赖商场）、投资靠地产相关资产，一旦房地产时代落幕，整个帝国便失去了支撑。

时代镜像：老登时代的退场

今年以来，股民对“老登、中登、小登股”的讨论，恰是资本对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直接回应——科技赛道的“小登股”凭借AI、新能源等领域的突破一路走高，部分个股涨幅翻倍；而以房地产及上下游为核心的“老登股”却持续没落，地产指数年内累计跌幅超15%，不少关联标的股价较历史高点腰斩，成交量日渐稀少。

这组分化背后，藏着一个清晰的时代信号：房地产时代的结束，科技时代的来临，早已注定了依赖传统模式的“老登时代”终将退场。

所谓“老登股”，核心是深耕传统行业、商业模式固化的老牌企业，万达相关标的、早年“地产五虎”关联股都在此列。

过去三十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引擎”，房企靠“高杠杆拿地—快速开发—租金还账”就能躺赚，“老登股”的估值也完全绑定这一逻辑——只要地产循环转得动，业绩和股价就有支撑。王健林的“一个亿小目标”，本质上就是房地产红利期的底气外露，万达靠这套模式建起商业帝国，也成了“老登企业”的典型代表。

但如今，房地产“黄金期”彻底落幕：住宅去化难、商业地产租金承压，万达“靠新场补旧债”的路走不通；居民消费转向理性，电商分流商场客流，万达广场吸引力大减；地方政府城投债压顶、银行贷款向国企倾斜，民企融资难如登天——这些老牌企业家过去习惯的银行借新还旧、发债滚动融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转向卖资产和引入战投这些“慢钱”、“苦钱”。这不是万达一家的困境，而是房地产“老登们”的集体宿命。

反观万达的同期企业万通发展，却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它主动切割三四线城市传统住宅业务，通过收购加码转型——2024年拟收购光通信企业索尔思60%股权，2025年又以8.54亿元拿下AI算力芯片领域数渡科技62.98%的股权。虽据2024年报，其营收仍以地产销售和物业出租为主，新业务尚处培育期，但转型动作已改善市场预期，2024年股价跌幅不足5%，远低于地产指数，成为“老登股”求变的样本。

而“小登股”的崛起，更印证了时代风向的转变。这些聚焦科技、生物医药的成长型企业，没有传统行业的包袱，靠技术创新打开增长空间，恰好契合了“科技时代”的主线。就像华为、比亚迪取代地产巨头成为资本市场焦点，新一代企业家不再靠“拿地盖楼”赚钱，而是凭核心技术突围——当资本从“追捧地产”转向“押注科技”，像万达这样固守传统地产模式的“老登企业”，自然会被时代甩在身后。

王健林曾说“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这是房地产时代“敢闯敢干就能赚钱”的写照；但在科技时代，“胆子大”不如“技术强”，“高杠杆”不如“硬创新”。股市的分化与企业的沉浮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万达的困境、“老登股”的没落，是时代向前的必然；万通发展的转型、“小登股”的上涨，也不是运气，而是踩中了科技时代的节拍。

没有永远的企业，只有永远的时代。当资本不再为“盖楼”买单，科技成为新的增长极，依赖传统模式的“老登”若不能打破路径依赖，无论是企业本身，还是背后的“老登股”，都终将沦为时代的“背景板”。

结语：

时代浪潮下，无人能逆潮而行

从风光无两到债务缠身，王健林的“摔跤”，不是个人能力的衰退，而是时代浪潮的裹挟——他的成功，是踩中了房地产时代的“东风”；他的困境，是没跟上科技时代的“新局”。

71岁的王健林，或许还在试图通过“卖资产、让股权”挽救万达，但他真正输的，是对时代趋势的判断：他以为房地产的红利能一直延续，以为高杠杆的模式能永远奏效，却没看到科技时代早已来临。

正如网友感慨：“不是王健林不行了，是他熟悉的那个时代过去了。” 企业如人，有少年得志的意气风发，也有中年陨落的艰难抉择。

王健林的“一跤”，摔碎了房地产时代的最后一丝幻想，给所有企业家提了个醒：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科技驱动的时代，只有放下对传统模式的依赖，拥抱创新与变革，才能不被时代抛弃。

正如古语所言，“盛极必衰”、“穷则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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