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挤压，天价彩礼，大量结不起婚的农村剩男该怎么办？【深度】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多数农村都可以用“萧条”两个词概括，废弃的院子、倒塌的土房比比皆是，常有野狗流落在外，鸡鸣声不复听见。

过年时期年轻人开车回来，升起的炊烟似乎比往常多些。

城市化日新月异，大城市挤满了小镇做题家，小县城蜂拥进来就业的农民和求学的农民子弟，县域经济因此繁荣。

大多数人具有恋乡土情结，舍不得走远，或许这更能作为县域城市化的样本来考察，然而现实却是县城的扩张往往以农村空心化为代价的。

“农村空心化”

县城新建的高楼大厦需要农民来消化，县城的出租车、小餐馆需要农民来提供服务，而县城本来的优质劳动力却会被区域大城市甚至北上广深吸引走，这使得需要农民加倍源源进入城市中从而加速城市化。

农民不仅要为县城建设添砖加瓦，更需要在资源集中的县城接受教育，努力成为优质劳动力，然后继续向上突破。

资源跟随利润走，人也只好哪里挣钱去哪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农村的萧条、空心化甚至逐渐消失都是必然的。

年轻人进城打工买房，留在农村的往往是老人、残疾人，还有一类是出不起彩礼、结不起婚的光棍。

市场经济中，利润向上集中，而代价却向下集中。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教授课题组曾发布了一份《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状况调查报告》，该课题组基于对全国26个省区市119个村、1785个农户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超过四成的村庄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分配难题，中部省份相较于东西部地区而言，问题更加突出。

由此可见，农村男性的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问题。

宏观上，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一大因素。

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

普查结果一经发布后，网上就开始流传我国有3000万光棍的说法。

当然，这个说法过于机械。宏观的传导是动态且复杂的，并不会有人“自动认领”去当光棍。谁才是相对过剩，最终需要通过市场博弈来验证。

但数据反映的性别失衡是客观的，3000万光棍尽管耸人听闻，但现实告诉我们，在分配问题上，当前社会确实出现了显著的性别矛盾。

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各年龄段性别比例数据显示，我国1998年出生的适婚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例已经突破了113，通俗来讲，在20~24岁这个年龄段，男女比例是113:100， 25岁到29岁男女性别比例为111:100，这一数据说明在婚配上，男性过剩的问题相当显著。

考察当前全年龄段男女比例会发现，我国的性别失衡主要集中在适婚人口上，90后整体性别比已经突破100 ，00后更夸张，01~10年间，个别年份新生儿性别比甚至突破120。单从数据来看，可能有20%的00后男性娶不到老婆。

有些人认为男女性别比例悬殊不是问题，因为男性可以找全年龄段的女性，同龄的男女比例失调，只需要去更小年龄的人群中寻找配偶即可，然而这种看法极其荒谬。

阶层挤压

首先，在婚配上实行“寅吃卯粮”，只会不断积累矛盾，把问题留给后来人。

其次，这种看法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婚恋市场。

事实上，从来没有男性可以找全年龄段女性这种事情，老牛吃嫩草的前提不是因为牛老，而是因为牛有钱。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农村女性嫁到城市，却少有城市女性嫁到农村。

在婚嫁市场上，年龄挤压未必存在，真实情况是有钱、有权、有资源的强势男性对弱势男性的挤压。在城市化进程的尾声、城乡分化尚且存在的前提条件下，总体表现为城市男性对农村男性的挤压。

这种挤压根植于市场经济，又通过市场经济集中表现在车、房和彩礼上，对男性尤其是农村男性形成了强大的选择压力。

而且农村男性，择偶难并不是这两年才兴起的情况。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后，这种基于商品逻辑性的选择就已普遍存在，并不断被加强，只是在当前可能更多的表现在高额的彩礼上。

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针对农村男性的性选择压力还表现在妇女拐卖上。有些人将性别对立的矛盾归结在观念上，进而发明出“田园女权”和男权来互相攻击，殊不知，问题的原因出在经济上。

市场大潮中，男性固然要面临关于金钱的性选择压力，然而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却直接沦为商品。城市小资在网上激烈辩论，依旧带一点观念上的坚持，而在农村，性别失衡带来的婚嫁矛盾则要更加明显。

有个别农村的婚嫁像是牛羊市场上的交易，通常在刚认识或者说媒阶段，就敲定彩礼、房车等一系列条件。

个别农村流行彩礼数288000，对于月均攒不下1000块钱的农村男性来说，无异于天价，而这也仅是一般水平。

彩礼或许会作为一种双方家庭阶层落差的补偿，有时候，男方家庭条件越好，彩礼反倒不高，而男方家庭条件越差，彩礼却要的越狠，因此，越是穷困的男方家庭，结婚成本反而越高。

高额的结婚成本除了让男方家庭背上负债以外，还使得农村适婚男性进一步弱势。

现在的农村大多数由女方家庭做主，在婚嫁市场上，家里只要有适婚年龄的女儿，上门说媒的人多到能踏破门槛，甚至连带有孩子的离异妇女都是“抢手货”。

只要还可以生育，很多男性并不介意多一个儿子或者女儿。

在传统观念的塑造下，有些人非常在意能否生个男孩来延续家族香火，女性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生育机器而已。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情况，不过是最近十几年来经济地位进一步跌落的结果。

恶性循环

正是顽固的老观念，造成了男女性别比失衡，更加深了农村男性在婚姻上的恶性循环。

只是这个代际回旋镖会让许多人更穷，然而依旧消除不了他们的重男轻女思想。

农村男性的弱势还带来了更恶劣的影响，有些农村妇女感受到了自己的市场价值，随即在男性间自由跳跃，让不同的男人为自己花钱。

闪婚闪离、骗彩礼等事件在农村并不少见。有些男方家庭因婚返贫倒也可以接受，至少娶到了媳妇。

可恨的是人财两空，对于一些老光棍来说，意味着养老钱打了水漂。

高额的结婚成本只是一方面，农村男性面临的压力是全方位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意味着在婚嫁市场上，农村男性要跟城市男性竞争。随着女性被纳入劳动力市场而外出务工，村里的男性甚至要跟全国的男性竞争，以往隐性的地域保护被彻底打破。

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很多人勤俭节约的美德逐渐被消费主义替代，彼此之间攀比之风盛行，过度消费愈演愈烈，不少人打工的工资都不够自己花费，各种超前消费状况屡见不鲜。

农村男既要进城买房，还要支付彩礼，更要炫耀性消费，人情往来不能落下，相比之下，打工赚的钱就显得捉襟见肘完全不够花了。经济上的压力驱使农村男青年成为一股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农村赌博场上，成家立业的男人或许还有妻儿劝阻，但那些单身汉往往肆无忌惮，逢年过节便将一年来的所有积蓄都投进赌场里，因赌负债、因赌致贫的农村男性非常多。

以往虽然城市化进程依旧迅速，但这些问题还能掩盖。毕竟农村的男性们进城总可以打工，总能挣到钱，即使过年回家输个精光，来年还有去处，能卖力气生活总有盼头，娶妻生子也有希望。

但当经济收缩时，许多男性在城市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被迫从城市退回农村，就会导致上述所有矛盾爆发，农村失业未婚男性日渐会成为真正的不安因素。

实际上，这种情况都不被算做失业，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时并不包括农村人口，即使他们已经不靠农业生存，但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

作为市场经济全方位上最底层的农村单身汉，在经济发展时只能分到最少的利益，在经济衰退时却要承担巨大的成本。他们的无助和失语会在停滞时期变成社会问题，进而变成治安问题，最终在失去秩序的状态中变成犯罪问题，搅动所有人的生活。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多地推出了类似“红娘奖”的措施，鼓励给农村适婚青年牵线说媒，许多地方开始移风易俗，抵制天价彩礼，反对大操大办，希望能借此降低农村男性结婚的成本。

不过，这些措施对于农村青年要面临的经济形势来说，都只能算是“隔靴搔痒”，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男性的经济劣势，不能持续推动城市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去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其中提到要加强对于农村生育的支持，很明显是准备对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农村男性择偶难等问题做出系统应对，大概可能还想靠农村来挽救生育率低迷的状况吧。

在经济发展受阻的时候，应该更要关怀底层群体、弱势群体，尽量维持他们的收入，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这一人群的预期本就不高，维持他们预期的边际成本低廉，一点点的福利投入也许就能换回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

对于农村男性来说亦如此，尤其是未婚大龄男性。既然根本问题解决不了，相对应的措施多多实行也无坏处。资本力量推动的城市化已经看到头，经济收缩恐怕很难阻挡。

历史趋势如此，政策如果能执行好，已经是当下最为切实的担当与作为了，为农村人口创造有尊严的生活与发展空间，这不仅是社会稳定的需要，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