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北京西长安街已是柳絮纷飞,一辆暗灰色吉普车悄悄停进国安系统大院。车门打开,一位瘦削的中年男子下车时步伐略显踉跄,怀里却死死按着一只公文袋。文件袋封口处盖着台湾当局的编号印章,那位男子两天前刚踏出松山机场。登记表上,他写的是普通商人身份,可真正的行头是“潜伏多年、坐牢15载”的老地下党员。接待人员没寒暄,来自中南海的批条只写了八个字:“立即审阅,不得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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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文件不厚,中心页是一张黄旧纸张,列名一百零二人。名单以拼音排序,排到“L”栏,第三行赫然印着“刘光典 旅顺人”六个小字。周围人面面相觑,把这张纸交到会议室时,分管隐蔽战线的负责人轻声嘟囔:“刘光典?失联三十八年的那位?”一句自言自语,让尘封档案室里的尘埃瞬间翻飞。
1950年春天,刘光典突然与组织断线,被断定“可能叛变”,自此陷入口耳相传的猜疑。文件却写明:1959年2月4日,被国民党以“匪谍”罪名枪决。中央很快成立联合调查小组,从头缕清他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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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显示,刘光典1922年生于旅顺,少年丧父,十五岁辍学做药店学徒。精明肯吃苦的他,一边配药挣钱,一边自修英语和日语,两年后竟考进北平辅仁大学。生活逼仄,他不得不过早步入商海,先在煤矿管账,再在药材行跑货,短短几年手里就攒下一笔本钱。
抗战后期,日伪警察局出高薪招通日语的职员,他被硬拉去顶班。表面在“局子里混饭”,暗地却借机会偷偷护送被抓的抗日志士。1943年干脆辞职返东北,往来北平、上海经商,为的是积累经费“以商养戎”。也正是在上海,他遇到东北同乡洪国式——当时的中共情报骨干。洪国式看重刘光典的胆识与语言天赋,两个月里三次接触,最终把他吸收入党,编号列在东北社会部大连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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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前后,是刘光典暗线生涯最辉煌的阶段。他在沈阳开药房打掩护,传递过关乎辽沈战役的工事位置图;平津战役时,又把塞进烟盒的绝密文件带出封锁线。组织评价:能写暗语,懂商业,眼疾手快,是可单线使用的“一号台柱”。
1949年夏,北平城头已换红旗。妻子王素莲抱着孩子,满心期待丈夫从此安稳过日子,可组织一纸调令把他推往台湾:“向省工委转达指示,核实干部,收集军事计划后返港。”那晚他不敢多说,只写下短短家书,交代“一两年即返”,信尾落款“刘芳”,约定暗号登报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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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赴台任务颇顺,情报藏在纸包茶叶中运出,粟裕司令亲自批注“重要参考”。然而第二趟刚登陆,岛内风云突变。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地下网络几乎全线崩溃。1950年2月28日凌晨,洪国式情报组被一锅端,刘光典恰在台北办理出境证,幸运逃过搜捕。凌晨3点,值夜的邮局里,他打电报:“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组织明白:系统被毁。
敌人通缉铺天盖地,他与联络员王耀东躲进阿里山深处。四年里,他们掘土为穴、以葛根野菜充饥,生存条件接近原始。王耀东多年后回忆:“最难熬的是雨季,洞里滴水,衣服黏身,光典仍背诵《共产党宣言》练心。”1954年2月,因同伴失守地点泄露,两人终被捕。特务头子威胁利诱皆试遍,换来一句冷答:“无可供述。”牢里有人耳语:“顶住啊,活下去就有希望。”刘光典平静回应:“信念在,人在不在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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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行刑前,宪兵问有无遗言,他只说:“请快些。”子弹穿过胸膛,37岁的生命定格在黎明前的阴霾。国民党为离间大陆地下组织,随后炮制“刘光典已弃暗投明”的谣言,还让一名面貌相似的特务赴香港冒名演戏。1955年,这出戏传到北方,引来巨大误解。妻子王素莲因心脏病骤逝,三个孩子承受孤苦与偏见长达几十年。
1988年那张名单,把颠倒黑白的叛徒说法扔进废纸篓。三年内,调查组走访旅顺、大连、香港、台北,查对《国防部判决书》《蒋介石批复手令》《一个匪谍刘光典的逃亡故事》等原始档。1991年,内部刊物《安全局机密文件汇编》确认刘光典因拒绝招降被枪决,中央批示:“隐蔽战线优秀战士”。2008年,他被追授“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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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三个年过半百的子女在台北六张犁领回父亲一半骨灰,另一半留在原处。他们说:“父亲在那边,还有未完成的使命。”有人感慨:从商贩、逃亡者到烈士,刘光典用短暂一生证明一句老话——忠诚从不喧哗,却拥有穿透时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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