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见的北大

2016年3月8-23日，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先生应邀做客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以“拓宽思想史的视界”为主题发表三场演讲。除此之外，王汎森先生还与陈平原、赵世瑜、杨立华、渠敬东、王风和陆胤等北大中青年学人进行了一场名为“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见的北大——现代大学的人文向度”的座谈会。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主持本次座谈。

王汎森先生长期关注高等教育的发展，视野宏阔，倡导大学应以精神至上为标的，以风气引领为理想。此次北大讲学，他提议的座谈会主题“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见的北大”，带给人丰富的思考空间。在座谈会开始的基调演讲中，王汎森先生介绍道， 他选择的这一题目脱胎于1903年，心理学家、教育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s James）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真正的教会，是看不见的教会；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见的哈佛”。王汎森先生指出，威廉·詹姆斯用“看不见”（Invisible）一词形容哈佛特别好。对北大而言，亦是如此。他回顾了从民国以来的一段很长的时期里，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北大所扮演的角色。大学是养成高深学问的地方不是养成官僚的地方，这一风气由蔡元培先生首倡。而北大成立各种的研究会，也一起带动了新的风气。看得见的北大固然重要，但纵观北大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担任的角色，其对社会风气的带动和塑造这些看不见的部分，奠定了北大毋庸置疑的地位，这些都无需用指标化的数据来论证。之所以来到北大，需要向北大的深厚传统和人文向度致敬，是因为他对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指标化运动感到忧心。大学排名指标化的风气，已遍及全球，不独一地一校为然。借这次座谈会的契机，王汎森提出了自己对这一现象的反思。首先，当前对大学排名的过分重视可能会使人文学科庸俗化，因为人文气质不是过度僵化、简化的指标能够涵盖的；第二，各类评选指标对文化关注向度的筛选，使得知识分子为了满足国际学术社群的需要而过度倾向它们，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造成了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疏离。

除了自然科学化指标对人文学科的侵蚀，大学过度产业化的倾向也让人文社科院系处境难堪：技术化的处理方式与态度，侵蚀着自由的学术和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在当今学界的巨大压力之下，反而更不容易产生伟大的学问，因为伟大的学问出于对知识的真挚追求，不是简简单单用客观化的指标衡量出来的。王先生总结道，他心目中有人文素养的大学，要让人文知识扩及每个学生，带动一种“学风”，而学校则应当为此提供适当的资源，如同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在标举一种价值，造成一种学风。

王汎森（中）

人文的精神气质

中文系陈平原教授长期关注高等教育史和大学改革进程，著作颇丰。在回应发言中，他通过回顾北大近十几年的发展历程，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大学建设的思考。“好大学是以故事而不是数字著称的。有故事的大学是好大学，体现一种精神的故事，才能代表大学的追求。”

作为话题（而不是具体专业问题）的大学，其精神气质必定是人文的。北大尤其在对中国思想进程的塑造中功不可没。“大学不是放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的。和工厂不同，它不是能够直接移植的，而是顺着土地、水分、阳光逐渐生长的。倘若我们将北大改造成为一所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学，但却与中国的历史进程无关，那么这样的北大算不上成功。”然而，如今的人文学科在大学中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所以，作为人文学者，要能够大胆地、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科的优势和贡献；与此同时，还要在实用性学科在综合性大学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找准人文学科的定位。人文学在大学的位置，就是大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杨立华教授就“人文向度”讲出了自己的体会：人文应该是北大的目的，而不是条件。人文作为不可或缺之物，包含在“北大”的概念当中。而北大一直以来的精神，就是“不苟流俗，狷狂自任”。最后，杨教授指出，北大虽然从建制来说是西方化的，但扎根于中国的传统之中。教育不应该随便发明理念，而是要从几千年来早已探索过的一些教育的基本规律中汲取营养。《礼记·学记》中“比年入学，中年考教”，说的是每一年有入学的学生，但是考核一定要隔一年才考核，遵循一定的为学次第；另一条“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说的是，在没有占卜之前，是不应该去考察大学的。由此可见，学问需要安静和悠游，是要“养”的东西。这种优游的学问，不为了什么外在的目标，就是为了求知的兴趣。因此，我们对人类最根本问题的思考，在这些问题上做出的每一点突破，都不是能够通过可量化的标准衡量的。

文明载体与理想担当

北大社会学系的渠敬东教授表达了对王汎森教授著作内在观照的共鸣，并指出了北大作为文化理想载体的独特之处，以及具备这一担当的学者所应具有的素质。他认为，在世界化的时代中，不同文明都会讲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理想状态，而北大独有地讲出了一种生活方式和理想状态，成为了一种文明的载体。而大学是否能够担当此任，要看有没有这三种人。第一种是“有志之人”，其学术志向不受金钱等外在条件的干扰；第二种是“有学之人”，有真正“流淌的”学问而非仅仅是“论文作者”；第三是“有趣之人”，即能够不同于流俗，自得其乐之人。

可见，人文是某种精神状态和文化状态，否则北大不成其为北大。我们读前人的书，能够体会到前辈们的学问与心态是相关联的，这才是北大应该有的学者。然而到了今天，“眼光冷漠，口吻冰冷”的学者却难以产生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体验，陷溺在方法论的泥潭中。而学问的整体深陷方法论泥潭的代价，其结果就是世俗化世界中的精神危机。而只有多读前辈们的书，才能重新体会到人文的温度。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赵世瑜教授则从梳理历史中大学的“理想”与“现实”的激荡入手，对人文的意义做出了诠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过去还是当下，大学的职能总是被不断地追问着，而以后还将不断地问下去。为什么大学受到如此重视？以美国为例，上世纪初，美国在电气化时代获得了长足进步，也开始追求在世界上发声，与欧洲抗衡；后来一战后美国地位提升，而二十世纪60年代初，美国在二战后的黄金时代，是更努力地追求世界霸权的时代。可见，在时代、国家、社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需求时，大学都仿佛有了某种朝向“理想”的动力；但是，其中包含的危险，也可能使大学和自身的理念背道而驰。赵教授认为，应该有一个对于“看不见的北大”的理想追求，但是我们要做的，可能要从看得见的北大入手。比如要求自由宽松的讨论场地。而“看不见的北大”在很多时候体现在一位位潜心读书的北大人身上，其精神还需要我们努力体会、继承。

个性诉求与自由空间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风教授通过举例说明了“人文”对于学科个性与学校个性的塑造。学校的人文向度的问题，归根到底，一方面是一种“人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方向，通用性比较低，由此可以展现为个性；另一个就是学校的人文气氛，这可以成为学校的个性。

对于后者，虽然当今大学在趋同化，但曾经的大学，都形成过相互的咬合关系，在不同方向上发展，也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和处事风格。对于前者，过去和现在的学者和学术环境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当今资本主义学术大工业的潮流中，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以致进入“网络学术工业”。之前的学者是手工艺人，而现在是很大程度上是工人，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他从教学中的体会出发，认为当代学术文体的单一化对学术个性的丰富和饱满也是非常大的伤害。不同的学术文体承担不同功能，本无高低之分。但现在的要求使得很多人放弃了锻炼其它文体写作的机会。在这个时代，学者能做的，就是坚持学术理想过自己的生活。同时，对下一代的年轻人，需要我们在可能条件下去保护，并给他们尽可能多的自由空间。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陆胤博士从“看得见的制度”入手，来回归“看不见的精神”。他认为，这二者在北大是密不可分的。而看得见的东西，一个是空间，一个是空闲。从创校以来到现在，空间问题一直是北大的难题。不同时代的风景构成的北大认同是不一样的，反映了不同时代承载的北大的理想。现在北大的空间变得更加拥挤，而“思想者的孤独”变得非常昂贵，这份孤独需要一些风景来涵养。如今，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格子，可能是实验室、宿舍，但唯独缺了一条可以游荡的小路，缺少可供学术交流和情感投射的公共空间。与空间相关的另外一种诉求，是空闲。北大本来以闲著称，但是北大的“闲”更多是“闲世人之所忙者，方忙世人之所闲”。北大的“闲”背后，其实有一种选择和眼光，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值得做。

那么，从“看得见的北大”回到“看不见的北大”，北大在哪里？陆胤引用周作人的文章《北大的支路》说，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因为北大不做别人所做的，而做的是别人所不做的。现在我们是支路，到了别人的主路走不通，自己的支路就变成了主路。回到人文学的主题之一“闲”，陆胤指出，“闲”是和中国的人文最贴合的特性和气质。严格的时间控制和计划可能会使传统学问的本质丧失。“空闲”的人文学可能会纵容某些懒惰，但是这些懒人是必要的代价，因为少数勤奋者获得创造的突破，同样不能被物理的时间与空间局限。作为被挤压的“青椒”一代，自己更要强调空间和空闲。北大的人文性格还是要在百忙中抽点时间，保持某些不合时宜的理想。

人文学科在当今大学中的处境

老师们依次发言之后，陈平原老师进一步延伸讨论，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在人文学科受到广泛挤压的今天，人文学科是只能在边缘发声，还是可能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其二，如何回应社会对国家以资金支持人文的“悠游”的质疑？其三，针对“悠游”可能造成的偷懒现象，如何在悠游和管理之间保持平衡？其四，如果以人文学“看不见”的精神引领大学，那么如何应对“看得见”的排名可能的下降？总的来说，面对变化的外在世界，面对变化的大学，人文学科应当如何自处？

王汎森先生认为，从中古到现在，大学的性质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直到德国的大学改革后，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才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当今排名的风气和产业化的趋势的确不利于人文学科的发展。许多机构用以排名的衡量指标都是非常独断的，并不具备高参考价值；而大学将“产业创新”做为自身的主要功能，这一转换常常是消耗性的。因此，王先生认为一些评价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盲目地重视排名还可能支配学术的研究方向和资源调动的方向。而在这些问题面前的保留，就是拒绝助长这一风气。这不是一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很多文明面临的问题。指标不能作为全民运动和导向，根本在于学术的未来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规划和掌管的。如果学者的水准不够高，自然是不能服众的，不待指标进行说明。

渠敬东引用费孝通《皇权与绅权》中“政治守政统，士人守道统”，点出学者持守道统在当今体制下的重要性。政治的归政治，学问的归学问，学者的职责不是全盘考虑可能的行政问题。杨立华老师认为，“人文”作为北大的概念内容并非现实运作的基本条件存在，人文学科不能接受降格。对于“偷懒”的问题，赵世瑜老师回答道，在一个有自信的大学里，真正好的成果往往是极少人做出来的。除去偷懒的少数，大部分学者始终在不懈的研究或者教书育人，发挥自己的长处。王风老师接着提出，制度管理的问题并非一个绝对的对错问题，但是要反对以看得见的成果论英雄，是因为很多表面上很快出成果的都未必能持续。精神上的自由和悠游不是学术上的不努力，而是学者需要在相对自由的空间做自己的事。

座谈会的最后，王汎森先生总结道，人文的“用处”，最重要的恰恰在于“说不清楚”，正如大象是不能举起自身的。比如大数据作为资料则可，但无法取代人文的智慧。人文的作用，很多都如章太炎所说，在于扩充人的“心量”层面。每个学科内部都会形成自己的纪律，也会形成自己的口碑。它们并非是抗拒标准，只是天然地抗拒外来的的标准要求。在这一点上，人文学科也并不例外。

（作者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