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四百年前的“稀土贸易战”！吐蕃帝国的兴衰

一片茶叶的重量，看似轻于鸿毛，实则重逾千钧！

在七世纪的雪域高原上，一个奇迹般的帝国正在崛起，这就是吐蕃帝国。

吐蕃巅峰时期，其疆域西抵中亚，南达喜马拉雅南麓，北控新疆部分草原，东边则吞并了唐朝的河西陇右。这个帝国的军事机器极为强大，据记载可动员兵力超过六十万，加上仆从国几近百万。在唐蕃一百九十多次有记录的战役中，吐蕃往往占据主动，其铁骑甚至一度踏破大唐都城长安。

吐蕃人驾驭着披甲的战马，从拉萨河谷一路向东，将战旗插到长安城外。这个建立在世界屋脊上的政权，人口不过千万，不仅把印度踩在脚下，还同时与唐、回纥、大食三大强国抗衡，可以说是四面出击，取得节节胜利。

一千四百年前的地球，正处于一个相对温暖期。气候变暖为吐蕃带来了农业增产，温暖期使得高原可耕地面积扩大，青稞产量提升，养活了更多人口，这是吐蕃崛起的前提。

但在这天时地利之外，有一种看似平凡的物品，如同今天的稀土对于高科技产业一样，悄然推动着这个高原帝国的运转。

——那就是茶叶。

吐蕃帝国的兴衰，对于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特别是因美国压迫式贸易策略导致的“稀土贸易战”，更有深刻的借鉴和警醒的意义。

01

吐蕃：雪域高原上的“普鲁士”

1943年，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后，纳粹德国处于面对全面失败的绝望和恐惧当中。希姆莱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长达2000页的报告，建议派遣小分队进入中国西藏寻找“地球轴心”，企图扭转战局。

这次行动由铁杆纳粹分子海因里希·哈勒带队，这已经是纳粹德国向西藏派遣的第二只考察队，第一支考察队由恩斯特·舍费尔带队，于二战爆发前一年出发，他们系统性地收集了西藏的地理、生物和人文信息，拍摄了大量影像资料，但是这些资料都在1945年科隆大火中被烧毁。该队伍在印度被英军捕获，后越狱成功进入西藏。关于哈勒在西藏七年的具体行踪和成果，至今仍笼罩在迷雾中。1945年，在苏军攻入柏林之后，苏军在德国帝国大厦的地下室中有发现一名西藏喇嘛的尸体，这更加让纳粹德国在西藏的行动显得十分的神秘。

史学界通常认为，纳粹两次派遣西藏考察队的目的有如下三个：

其一，追寻雅利安祖先。

纳粹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等人深信：雅利安人的祖先是来自亚特兰蒂斯的神族，在大陆沉没后，一部分人迁徙至西藏避难。他们希望通过考察证明西藏人是雅利安人的“先祖遗民”，从而为“日耳曼民族优越论”找到依据。

其二，打造“神族部队”。

若能证明雅利安人拥有神族血统，纳粹计划通过选择性繁殖等种族净化手段，试图打造一支所谓的“不死军团”。

其三，寻找“地球轴心”。

考察队从当地听闻了关于“沙姆巴拉洞穴”的传说，称其中隐藏着蕴含无穷能量的“地球轴心”，可让人刀枪不入甚至控制时空。这在纳粹于东线战场失利后，成为一个荒唐的翻盘希望。

抛出其中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不谈，吐蕃的崛起过程，与一千多年后欧洲的普鲁士德国的崛起确实十分类似，甚至你可以直接将其称为“雪域高原上的'普鲁士'”。这个“高原上的普鲁士”，确实创造了远超其国家体量的军事神话。因此两线作战且处于困境中的纳粹德国，很希望搞清楚这个四线作战还节节胜利的前辈，到底有啥获胜秘诀，也就非常顺理成章了。

前文中提过，

西藏位于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以及南亚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在两千年前就成为当今世界的先行测试服。公元七世纪，一个半农半牧的部落联盟——吐蕃，正在悄然蜕变，并完成了西藏的统一。吐蕃的崛起过程与普鲁士存在高度相似之处。

首先，是军事革新与制度建构。

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吐蕃建立了“五茹六十一东岱”的军政合一组织，将国土划分为五个“茹”（军区），设“茹本”等职；每个“茹”下设有若干东岱（千户），设千户长等职。“茹本”和“千户长”既是军官，又是地方行政官员，同时负责军政民政事务。以地域划分的五茹六十一东岱，保证了军官和士兵的熟悉度及士兵之间的团结性，极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这种军政合一的体制，与普鲁士的容克军事贵族体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普鲁士依靠容克贵族军官团，建立了当时欧洲最专业的常备军。而吐蕃则通过类似的世袭军事贵族（“论”与“尚”），确保了军事指挥的专业性和连续性。

其二，是地缘战略的巧妙运用。

吐蕃周旋于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时而联此击彼，时而左右逢源。类似的是，普鲁士也在法兰西、奥地利、俄罗斯等大国夹缝中寻求生存空间，通过灵活的外交策略弥补自身体量的不足。

据史料记载，吐蕃甚至曾同时与唐朝和阿拉伯帝国保持交往，利用两者矛盾获取最大利益。这种高超的外交手腕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有着跨越时空的共鸣。

其三，制度创新与改革精神。

松赞干布不仅统一了青藏高原，还通过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引入唐朝的儒家文化，建立法律制度，创制文字，使吐蕃从部落联盟过渡快速到成熟国家。

而普鲁士也同样通过一系列改革，引进来自英国的先进文官体系和教育制度并加以创新，包括建立高效官僚体系、推行义务教育、发展军事科技，最终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大业。

其四，严酷环境下的生存智慧。

吐蕃人生活在严酷的高原环境中，培养了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普鲁士则起源于贫瘠的勃兰登堡边区，艰苦的自然条件锤炼了普鲁士人勤俭刻苦、纪律严明的品质。

吐蕃这个雪域高原政权的突然崛起，仿佛一颗流星划过七世纪的亚洲天空，其光芒甚至掩盖了同时代许多平原王朝。但在这光芒背后，有一种关键物资在默默发挥着作用，它就是来自东方的茶叶。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失败，就是在于背离了俾斯麦时期的战略智慧，在第三帝国时期，不仅没有拨乱反正，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吐蕃的真经纳粹德国没有学到，反而陷入了全民吸毒打兴奋剂的怪圈。第三帝国从上到下都靠吸毒来维持病态的亢奋，其中用量最大的是甲基苯丙胺，德国人将称为“柏飞丁（Pervitin）”，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冰毒”。而在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发明的“鸡尾酒注射”疗法下，希特勒本人注射的毒品多达74种，其中包括冰毒、巴比妥类药物、吗啡等，他的身体简直就是一个人型的生化实验室。

02

茶叶：吐蕃王朝的“稀土”

稀土被誉为“工业维生素”，由于其具有优良的光电磁等物理特性，能与其他材料组成性能各异、品种繁多的新型材料，在现代科技和国防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因而成为当今全球贸易战略博弈的焦点。

在一千四百年前的吐蕃，茶叶恰恰扮演了类似角色。

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早在一千八百年的东汉时期，茶叶已经流传进入西藏，备受贵族阶层的追捧。经历了几百年发展，到公元七世纪，茶叶逐渐发生从贵族奢侈品到平民必需品的转变。

吐蕃人以肉乳为主食，高脂高蛋白的饮食结构，需要茶叶来“涤烦疗渴，破睡消食”。茶叶中的茶多酚和维生素能有效分解脂肪，补充蔬果缺乏的营养。随着饮茶习惯的形成，吐蕃人产生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生理依赖。

茶叶在吐蕃社会中的渗透是多层次的。在经济层面，茶逐渐成为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存手段。在政治层面，赞普（吐蕃君主）通过控制茶叶分配来巩固权力，茶叶成为赏赐贵族、安抚部落的工具。在文化层面，饮茶习俗首先在僧侣阶层中流行，随后扩散到全社会。

茶叶甚至还影响了吐蕃的军事能力。有分析认为，茶叶的输入改善了吐蕃士兵的饮食结构，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效率和耐力。与此同时，吐蕃军队的后勤保障中也开始出现茶叶的身影，成为维持士气的重要物资。

然而，青藏高原本身并不产茶。这一供需矛盾决定了茶叶必须从中原输入，也使得茶叶成为唐蕃关系中的战略资源，其地位不亚于今天的稀土在现代工业中的地位。

从西藏三大部落联盟分布的大致位置也可以看出，吐蕃的大本营更靠近滇藏线，接近茶叶的原产地。

前文提到过，三国时期，诸葛亮在蜀国南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大力发展茶产业，在获得茶叶以供出口换汇的同时，也稳定了西南边疆。蜀汉灭亡后，云贵地区的茶叶向中原销售遇阻，更多地通过茶马古道流向西藏。吐蕃则近水楼台，更多地获得了茶叶的加持，不仅提升经济实力，而且稳固政治秩序，增强军队作战能力。

随着吐蕃统一西藏，对于茶叶的需求量大增。吐蕃寻求控制河西走廊，争夺遇唐朝贸易的主动权，以便获得更多更便宜的茶叶，以及其他来自中原的物资。吐蕃一方面频繁发动对唐朝的战争，另一方面则满足于占领河西走廊、河朔、川西的战略关隘作为贸易据点。

对于唐朝来说，这些都是关系到关中平原以及都城长安战略安全的门户，不容有失。唐朝军队如果得失深入高原，则因高原反应，导致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反之，吐蕃军队攻入低海拔地区，也会因为“醉氧”出现类似的问题。因此唐蕃矛盾一方面不可避免，围绕这些关卡反复争夺，却又处在总体可控的胶着状态。

03

唐朝的“茶叶战略”与当代稀土博弈

面对吐蕃的崛起，唐朝上层精英逐渐意识到茶叶的战略价值，并尝试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工具。这与当代大国围绕稀土展开的博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唐蕃之间的茶马互市，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

唐朝设立茶马司，专司与吐蕃的茶叶贸易，用茶叶交换吐蕃的战马。这种贸易看似平等，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算计。

唐朝通过控制茶叶的输出量和价格，间接影响吐蕃的内部稳定。当吐蕃表现出过于强势时，唐朝会减少茶叶供应，制造吐蕃社会的紧张；当需要安抚吐蕃时，则增加茶叶供给，缓解对方的需求压力。

这种策略与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做法如出一辙。中国拥有全球稀土储量的约34%，却贡献了全球92%的稀土产量（2023年数据）。中国通过出口配额、关税和技术限制等手段调控稀土出口，作为国家间博弈的筹码。

唐朝的“茶叶战略”不仅体现在贸易控制上，还表现在运输路线的争夺上。唐蕃双方对河西走廊的反复争夺，不仅是为了控制丝绸之路，更是为了掌握茶叶运输的通道。谁控制了茶叶的流通，谁就在吐蕃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

04

滥用“巧实力”带来的帝国崩塌

在唐朝与吐蕃的博弈中，茶叶这一原本促进文明交流的饮品，被唐朝统治者逐渐转化为地缘政治武器。

过于依赖贸易“武器化”带来的“外交巧实力”，非但未能巩固大唐的霸权，反而触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唐蕃两大帝国相继陷入崩塌的深渊。

唐政府严格推行茶引制度​，商人运茶贩茶须纳税领引，关卡验照放行。这种制度原本是为了加强政府对茶叶贸易的控制，却逐渐演变为针对吐蕃的“以茶制边”战略。

唐朝统治者认为，由于茶叶对于高原民族的重要性，只要控制住茶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刻意提高茶价，压低马价，在茶马互市中执行不平等交换。短期内，这种经济压迫策略确实为唐朝带来了巨额财富。据史料记载，唐宣宗时年茶税已近百万贯，较大缓解了唐王朝的财政压力。

然而这种战略却埋下了巨大隐患。

唐朝过度依赖茶叶这一经济武器，而忽视了军事硬实力的保持。唐朝军队中高层军官大量参与经商，战斗力逐渐退化，腐化盛行，裴专员、崔专员上下其手，大肆捞钱，中央不得不依赖外族将领和部队维持边疆稳定。与此同时，茶叶贸易的短期收益让唐朝统治者产生了虚幻的安全感，认为可以凭借经济手段就能控制周边民族。

唐朝的茶叶武器化战略，在西南地区遭遇了严重反弹。

唐朝采取了扶植南诏的策略，试图在西南建立亲唐政权以制衡吐蕃。然而这一策略正如美国扶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一样，产生了反效果：

南诏在统一西南六诏后，​迅速成长为区域性强国，不再满足于唐朝的藩属地位。而吐蕃敏锐地察觉到战略三角关系中的机遇。吐蕃与南诏结盟，​开辟了新的茶叶供应通道​。通过滇藏线路，吐蕃可以直接从南诏获取茶叶，减少对唐朝的依赖。这一联盟彻底打破了唐朝的茶叶封锁战略，使得唐朝整个西线外交战略趋于崩溃。

面对西南局势的失控，唐玄宗派遣中央军讨伐南诏。这一关系到帝国战略的重大军事行动，又被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视作捞取自身政治资本的途径，亲自担任剑南节度使，安插亲信，对前线部队进行微操，如同儿戏，引发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吐蕃与南诏联军利用地形优势，大败劳师远征的唐军。先后两次征讨南诏的​天宝战争（750-755年），以唐军惨败告终​，更暴露了唐帝国的强盛表象之下的虚弱本质。

天宝战争的失败直接引发了更严重的后果。由于中央军主力在西南战场损失兵力高达二十余万，唐朝不得不更加依赖边疆节度使的兵力。公元755年，就在第二次天宝战争结束仅一个月后，​安禄山就以“为天下人除害，铲除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安史之乱爆发。

可以说，唐朝为了茶叶发动一场战争，结果把自己给打崩了。

安禄山军事集团的崛起，本身也与唐朝的茶叶贸易政策存在一定关系。

身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掌控了河北地区的盐铁和贸易特权​。隋唐大运河极大降低了物流成本，使得从南方贩卖茶叶、粮食、食盐等战略物资到北方游牧地区变得有利可图，茶叶走私让北方游牧民族也普遍爱上奶茶的同时，安禄山集团从中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也为其积累了叛乱的资本。

安史之乱的爆发彻底改变了唐朝的国运。叛乱虽最终被平定，但唐朝从此陷入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由此走上由盛转衰的不归路。

安史之乱不仅导致唐朝由盛转衰，也是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重大挫折。西域失控，陆上丝绸之路历史性衰落。汉族中原王朝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处于战略守势。西升东落的发端由此开始。

05

贸易战中没有赢家

唐朝陷入内乱，吐蕃似乎成为了战略大赢家。

趁着安史之乱，唐朝将西部军队调回平叛导致西线空虚，吐蕃不仅夺取了唐朝的河西陇右地区，还一度攻占长安，达到了其历史的巅峰。然而失去唐朝这一外部制衡力量后，吐蕃内部长期被压抑的矛盾开始爆发。

吐蕃帝国的权力结构原本建立在赞普、贵族和军事集团之间的微妙平衡上。当外部威胁减弱后，这种平衡被打破，贵族势力过度膨胀，内斗加剧。吐蕃没有建立像唐朝那样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一下子获得太多领土，却缺乏有效整合新征服的多民族领土的手段，使得吐蕃内部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地域矛盾不断激化。

更关键的是，吐蕃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长期扩张。虽然通过南诏获得了茶叶供应通道，但吐蕃核心区的农业产出毕竟有限，高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限制了经济发展。随着贵族阶层的奢侈消费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加剧了底层民众的不满​。

九世纪中叶，唐蕃两大帝国几乎同步走向衰落。唐朝在黄巢起义后名存实亡，而吐蕃帝国则在朗达玛遇刺后分崩离析。这种双向崩塌揭示了一个历史规律：

任何将经济贸易过度武器化的尝试，都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噬效应。

茶叶作为连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纽带，本应促进双方和平交流与共同发展。唐朝试图将茶叶武器化的做法，短期内似乎取得了战略优势，但长期却破坏了汉藏民族之间的互信基础​。

在这场大国博弈的角力中，南诏似乎成为唯一赢家。南诏唐蕃博弈中的夹缝的崛起，体现了区域力量在大国博弈中如何利用矛盾寻求自主发展。这与中美博弈背景下，一些区域强国蠢蠢欲动的表现也是异曲同工。

唐朝尽管衰落，也不是没有反击之力。公元779年，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分三路入侵蜀地，扬言要把四川变成吐蕃的东府。唐德宗任命李晟率神策军四千人，与左金吾卫大将军曲环所率的五千范阳军一同援救剑南。二人合兵一处，在大渡河边大破敌军，斩首六千级。近十万蕃诏联军被困在山谷，进退不得，全都困饿或坠崖而死。此次大败，导致南诏与吐蕃相互怨恨猜忌，成为两者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在唐朝的外交努力下，南诏又归顺唐朝。此后南诏时降时叛，最终于公元902年被灭。

历史表明，​经济相互依赖本可成为和平的基石，却被短视的政治策略扭曲为冲突的导火索。唐朝与吐蕃的双向崩塌，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战略物资的贸易武器化是一把双刃剑，大国竞争更需要的是智慧与远见，而非简单的遏制与压制。

《一片树叶的传奇之旅》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