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北京惊魂夜：梁启超冒死闯入日本使馆，最后一句话震惊世界

一个青年匆匆闯入日本公使馆，要找代理公使林权助。这是1898年9月21日午后，阴，炎热异常，北京秋日的清爽尚未到来。

日本公使馆是一栋单层砖木结构的平房，正立面七开间，中砌砖作拱券式的大门，门顶檐的女儿墙上又砌了三角山花。这种建筑风格是欧洲古典主义与东方审美的融合，也是日本身份的隐喻，渴望西方却仍深植于东方。它的设计者片山东熊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最早接受西方训练的日本建筑师之一。

日本公使馆地处东交民巷，这条小巷正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缩影。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南方稻米经大运河到此交易，得名江米巷。明代时，一些重要衙署、王府与寺庙在此兴建，专门学习外国语言的四夷馆也设立于此，它包括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之后又增设八百和暹罗。这是清王朝眼中的异域世界，外来者也是朝贡者，臣服于自己的繁盛与文明。由于“江米”与“交民”读音相近，巷子遂逐渐被称作交民巷，又变成了东交民巷。

清代的东交民巷更为喧闹，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都在巷子西口，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翰林院在另一端。巷子的意涵在19世纪后半叶再度发生改变。在圆明园被一把大火烧毁后，清王朝终于同意英国与法国在北京设立使馆，这意味着中国人与外部的关系已彻底转变。新“野蛮人”与昔日“四夷”不同，他们更强大，还有自己独特的文明。

英国与法国，接着是俄国、美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先后在此建立使馆。这条狭长的巷子变成了一个西方建筑、生活方式的展览场，空气里经常飘荡着罗伯特·赫德，这位海关总税务司也是最著名的中国通。

日本公使馆是东交民巷的后来者。早在1871年，日本就与中国建交，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使馆要么在寺庙，要么在租借的民房中暂时栖身。中国尚未将日本视作一个平等的国家，后者与强大的蛮夷不同。直到1886年，日本终在东交民巷有了一席之地。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公使馆目睹了中日关系的戏剧性转变，日本不仅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还成了中国维新者模仿的对象。日本公使曾为觐见皇帝焦灼不已，光绪如今则充满期待地等待着下野的伊藤博文的到来。

这位匆匆进入使馆的中国青年，额头宽阔，鼻梁挺直，却“脸色苍白，悲壮非常”。林权助认识他，他叫梁启超，是北京活跃的维新者中的一员，其老师康有为更是有名，曾专门给皇帝上呈关于明治维新的著作。“我判断事体极为不寻常。”多年之后，林权助回忆说。他把梁启超请入房间，开始笔谈。汉语是彼时东亚拉丁文，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的读书人无法口语交流，却分享相同的书面语。“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梁写道。林权助觉得这样交流太缓慢，按铃叫翻译官进来。梁在纸边空白处写道，“笔谈为妙，不必翻译”，接着写下“寡君以变法之故，思守旧老耄之臣不足以共事，思愿易之，触皇太后之怒……”

此刻，翻译官走了进来，对话加速起来。梁启超乞求，日本出面救助光绪帝与康有为，他自己则准备迎接死亡，

“我如被逮捕，三天之内会被杀”。这场景必令林权助深感震撼，以至于将近四十年后，仍能栩栩如生地回忆，其细节或有出入，情绪却异常饱满。这也与林权助的个人经历相关，这位面颊修长的外交官刚刚三十八岁，是同代人中最有经验的外交官之一。他是个不幸与幸运交替之人，祖父与父亲都死于倒幕之战，且站在失败的幕府一边，他却被战胜一方收养，入读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入外务省，被派往中国烟台。比起回国度假的公使矢野文雄，他的视野与决断更胜一筹。他体验过北京维新的热浪，还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提过诸多建议。在这些中国维新者身上，他也不难看到日本志士的身影。

林权助允诺梁启超，努力去办他交代的两件事，并劝他：“你不必死。你好好思考，必要时随时到我这里来。我会救你。”梁离去后，林权助向伊藤博文汇报情况。这位明治维新的缔造人刚卸任首相，正在中国游历，此刻恰住在使馆。“我完全明白了。梁这个年轻人了不起，真是令人佩服。”伊藤感慨道。

当晚，日本公使馆门外一阵嘈杂，梁启超闯了进来。伊藤要林权助救助，“让他逃往日本，到了日本以后我来帮助他”，

“梁启超这个年轻人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奢侈的灵魂”。

留宿公使馆的梁启超必定难眠，这是慌乱、恐惧的一日。早晨，慈禧太后宣布训政，收回皇帝手中原本有限的权力。她颁布的首道谕旨就是捉拿康有为兄弟：“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御史宋伯鲁也“即行革职”。

稍早离开北京的康有为躲过了一劫，康广仁则在南海会馆被捕。流言四起，在京城的茶馆中，人们纷传皇帝设谋加害太后，且引外人相助，太后因此才再度垂帘。据说康有为的另一位支持者、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也被抄家。

梁启超预感到大祸将至，早晨在浏阳会馆与谭嗣同“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这时“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

他们连忙拜访李提摩太，多年来，这个操着山东口音的英国传教士，积极地促进中国的变革，并实现自己常不切实际的雄心壮志。他们决定寻求国际力量的干预。李提摩太去找英国公使，维新老手容闳去拜访美国公使，梁启超则前往日本使馆。但美国公使进了山，英国公使正在北戴河度假，只有梁启超找到了林权助。

除去提供个人庇护，日方拿不出解救方案。梁启超或也被某种羞愧左右，他无法解救陷入危险的皇帝与老师，还躲避起来。翌日，这种羞愧更为加剧，谭嗣同进入公使馆，随身携带了著作与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请求梁保存。他劝梁东渡日本，自己留下，并以程婴与杵臼、西乡与月照这两个例子来慰藉梁与自己，这两位幕末维新的传奇人物分别通过一生一死来践行理念。说完这些，他们“遂相与一抱而别”。

在另一则更为生动的回忆里，谭嗣同还说，海外有很多广东华侨，梁启超可以鼓动他们，建立新的变革基础，而自己作为一个言语不通的湖南人，发挥不了作用。

对于林权助而言，这也是个充满考验的时刻。收容梁启超的决定并未得到日本外务省的许可，林尚不知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的态度。9月22日，他发电给外务省，谈及政变的发生、被通缉的康有为以及张荫桓府邸的被围。他意识到持续了整个夏天的变法终结了，“皇帝陛下最近数月间已成改革运动之中心，经如此之变故，其权势应有所削减”。他没提梁启超正在使馆内躲避。

时间意味着新的危险，对梁启超的通缉尚未到来，却随时可能发生。当天，林权助请郑永昌护送梁启超离开北京，计划先乘火车抵达天津，再搭商船玄海丸前往日本。郑是日本驻天津领事，据说还是郑成功家族后人。离开公使馆前，梁启超做出了人生另一个重大决定，他剪掉脑后的辫子，换上了西装。维新者私下谈论了很多次断发易服之必要，但真的发生时，内心恐怕也不无挣扎，它意味着成为公开的反叛者。

梁启超走出公使馆时，就像个日本人，其仆人紧随其后。下午3点，火车开赴天津。在紫竹林车站，等候在此的日本领事馆翻译井原真澄发现，同行者中有“一个穿西装、用手帕遮着鼻子的男士和中国的仆人”。他问郑永昌此人是谁，却没得到答案，只是被命令要警戒前后。回到领事馆后才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他们将梁启超藏在领事馆二楼，一切需求由仆人代办。不断来访的天津维新者对井原真澄说，梁启超已经下落不明，请他设法相助，井原只能敷衍过去。李鸿章建立的洋务事业在天津催生出一个维新群体，其中很多人来自广东，“都很热衷于思想和政治的革新”，对伊藤博文的到访抱有很大的期待。

政变消息早已沸沸扬扬，他们庆幸康有为躲过一劫，但一定想不到梁启超正在楼上。

在9月23日的电报中，林权助向东京汇报了整个事件：

“主张改革的梁启超因怕可能随时被捕而来到本馆，寻求保护。他住了一晚上。由于害怕清国会产生怀疑，我劝他在逮捕他的命令下达前离开北京……他尚未受到任何指控，而我允许他在本馆住一晚上也不至于给清国政府留下任何罪名。如果他在路上还没有被捕的话，几天后，他将乘玄海丸从天津赴日本。”他强调伊藤正住在使馆，“当前的这种政治局势迫使我要求这么做”，期望得到2000日元电汇电信费，还有

1000日元作为津贴费或者机动费用。大隈重信这天做出了军事部署，他同时致电郑永昌与驻上海代理领事诸井六郎，要求“高雄舰、大岛舰的舰长由此奉命与你们一起观察近日的事态发展”。高雄舰正在上海，大岛舰则在天津大沽港。24日，大隈重信发电林权助表示支持，同一天发电报给圣彼得堡与伦敦的日本使馆，通报了北京的政治新动向，令他们探听这些国家的态度。

梁启超躲在日本天津领事馆时，京城气氛越发紧张。9月24日，新的上谕到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对梁启超的通缉令也随即到来，在北京捉拿未遂后，朝廷又电旨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上海缉拿。9月25日，上海道台蔡钧搜捕了已改为官书局的大同译书局。所幸，梁父梁宝瑛、弟梁启勋及妻子李蕙仙听闻北京消息后，已于两天前返回广东。

郑永昌等意识到，让梁启超四天后再登玄海丸就太危险了。9月25日晚9点，郑永昌与两个日本人陪梁启超由紫竹林搭船前往大沽，他们化妆成打猎的样子，计划遇到清兵盘问就说自己要去打鸟。在河上航行一段后，他们被蒸汽快船快马号追踪，上面乘坐着持枪的清兵。翌日凌晨2点左右，他们在新河附近被追上。快马号士兵称自己在追拿要犯康有为，怀疑康就在船上。郑永昌抗议，说船上并无此人，拒绝搜查。士兵毫不理会，他们将绳索缠上这艘小船，准备将其强行拖回天津。逆行了两百多米后，郑永昌斥责这些士兵非法，又一轮争辩后，快马号同意回天津向总督府汇报，同时派一队士兵登上小船，以护送之名前往塘沽。清晨7点，小船快要抵达塘沽港时，恰与大岛号军舰相遇。郑随即挥帽，军舰放下快艇迎接他们。清兵感到不妙，乘坐路过的一艘清国船离去，不愿再谈。登上军舰后，郑永昌留下梁启超，自己前往塘沽火车站。

经这惊魂未定的一夜，梁启超甚至来不及喘口气，新危险就涌来了。大约8点，又一队清兵登上大岛号，声称要追捕康有为。派遣者是荣禄，但此时荣禄奉旨入京，正由袁世凯暂时护理直督。“该华人年约在三十以内，似非康犯，或为康党。”袁世凯在9月26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写道。一天后，他又在电报中更详细地描述情形，称派往查看的洋员魏贝尔在查询时，大岛号船主“坚不肯认，佯不知康犯”，经过一番访查，魏贝尔发现船上“实有华人一名，年纪甚轻，已剃发改装。至究系何人，无由确查”。

当日，大岛号上又来了一位逃亡者。尽管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看法不无分歧，但王照也是夏日北京的一名活跃的维新者。两日前，他被以“莠言乱政，奸党窃权”的名义弹劾，正在漫游中国的日本浪人井上雅二、平山周、山田良政救助了他。梁与王定是涕泪交集的相遇，在这天崩地裂式的悲剧面前，他们之前的分歧变得毫不重要。他们对外界所知甚少，不知同志们是生是死，光绪皇帝会命运如何，中国又将向往何处。

他们决定求助于伊藤博文与林权助，目之所及，似乎唯这两位外来者才可能提供某种帮助。“启超等忧患余生，所志不成，承君侯与诸公不弃，挈而出之于虎狼之口，其为感激，岂有涯耶！”在“泣血百拜”的信中，他们先是表达了感激之心，接着开始担忧光绪的境况，相信外界谣传的光绪患重病的消息只是有意的构陷，皇帝可能被谋害了，他在几个月的变法中一直生气勃勃。他们请求日本与英美诸国公使联手，请见慈禧太后，或致信总理衙门，“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如”。他们甚至说，诸国干涉或许会导致亡国，但比起俄国庇护下的清政府导致的“亡国”，宁可要日、英、美维持下的亡国。他们还恳求伊藤，代为救助身陷狱中的谭嗣同、徐致靖、康广仁等人，因为中国“风气初开，人才甚少”，他们这些“血性男子”之中，或许就有西乡隆盛式的豪杰，若被一网打尽，则“敝邦元气无复之时”。落款处是“启超，照，又拜”。

本文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贝贝特 授权，文摘自 许知远 著 《梁启超：维新1873—1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