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简牍所见西汉“别治”政区考辨——兼论汉代的“别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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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出土简牍所见之“别治”政区具备较为完整的乡里结构与系统的职官制度，地理位置不在王陵奉邑与都乡范围之内，拥有实际的辖区，属于秩级低于正式县级政区的特殊类型。出土简牍揭示的“别治”政区有两种类型：一类由正式的县级政区降级而来，另一类由正式的县级政区析分而来，皆受到毗邻之县的监管。“别治”政区的发展亦有两种路径，一类废入监管之县，另一类升格为正式的县级政区。综合出土简牍及相关资料的记载，“别治”是汉代常设的一项制度，其主要特征是“别治”之前皆有监督管理的“某官”，“别治”的秩级较“某官”略低，属于“某官”的分支机构，对“某官”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不同类型的“别治”皆拥有一定的管辖范围，与地域联系紧密。

关键词：“别治”；特殊县级政区；长沙国；出土简牍；西汉

出土简牍的发现极大地拓宽了秦汉史的研究广度与深度。敦煌汉简、尹湾汉简、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等先后发现的“别治”资料为重新认识汉代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谢桂华、朱荣莉指出尹湾汉简记载的“别治”为盐铁都官的分支机构。侯旭东认为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记载的“沮乡别治掾”属于乡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李松儒、庄小霞则认为“沮乡别治掾”为县廷派驻沮乡的掾职。白军鹏提出敦煌汉简记载的“大煎都候丞别治富昌燧”，乃大煎都候丞可以经常到所属各燧驻守，并处理相关事务。学界对尹湾汉简、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敦煌汉简等记载的“别治”资料主要是进行个案式考察。

新近刊布的走马楼西汉简、海昏简牍、益阳兔子山汉简记载了别治醴陵、别治长赖、别治门浅、别治鄡阳、别治阳等资料，引起了学界对“别治”地理属性的讨论。如杨芬、宋少华推测别治长赖、别治醴陵为地名或长沙国都附近的机构；王勇认为别治长赖、别治醴陵属于管理王陵奉邑的特殊政区，没有独立的辖区，寄治于临湘县都乡境内；陈松长、陈湘圆则将别治长赖、别治醴陵视为长沙国的属县。张建文、曹骥认为“别治鄡阳”即别治诏书于鄡阳，鄡阳县与海昏侯国为同级行政单位。学界的相关认识存在一定分歧。

笔者拟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考察“别治”的政区属性及其设置特点，并结合其他属性的“别治”资料，进一步探究汉代“别治”制度的内涵。

一、出土简牍所见西汉的“别治”政区

走马楼西汉简载“□宫司空县邑别治园承（0096）”，虽然该简内容有所残缺，但是从“别治”与县邑并列来看，走马楼西汉简所见之“别治”应具备县级机构的某些特征。走马楼西汉简见有“九年五月乙未朔辛酉，别治长赖都乡啬夫声行丞事敢告临湘丞主（0132）”“别治长赖禝里（0795）”等内容，据此可知别治长赖辖有都乡、稷里，是拥有乡里机构的行政区划，秦汉时期地方基层行政组织为郡县乡里结构，别治长赖显然具有县级政区的主要特征。走马楼西汉简记载“血娄有（又）盗长赖令史吴铜铆一（0585）”，则长赖属官有令史。秦汉时期令史为县廷的主要属吏，走马楼西汉简中亦有多处类似记载，如“临湘令史（0143）”“辰阳令史（0046）”，显然令史也是别治长赖作为县级政区的重要组成元素。据此可知，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别治长赖具有县级政区的多种特征。走马楼西汉简同时记载了长沙内史及其所属县邑：

三月甲申，长沙内史齐客、邸长始守丞谓临湘、宫司空、食官、寿陵、采铜、烝阳、南阳、连道邑、别治醴陵：移牒临湘长一短二，采铜、宫司空、食官、烝阳各一，醴陵（0175）

南阳、连道、寿陵短各一，□遣吏是服，处实入所，必得，缪不相应，与者名毋留。ノ卒史当、书佐膊（0188）

根据简文（0175）（0188）的记载可知，两枚简文的内容乃长沙内史向属县及所属机构下发的下行文书，二者内容相近，所叙乃同一事件，可以合并处理。简文中的别治醴陵与临湘、烝阳、南阳、连道邑等县邑为并列的关系，皆受长沙内史的管辖，可以与其他诸县一般与长沙内史发生直接的文书联系，由此也可证明别治醴陵是具备县级政区的特征的。

“别治”政区虽然具备县级行政区划的一般特征，但是其秩级略低于正式设置的县级政区。走马楼西汉简《非纵火时擅纵火案》载：

七年三月丁丑朔癸未临湘令寅谓南乡，告尉、别治长赖、醴陵，敢告寿陵西山主：不智（知）何人非从（纵）火时擅从（纵）火，烻燔梅材、茭草。不智（知）何人亡满卅日不得、出，驾（加）论命不智（知）何人耐为隶臣。得、出，有后请（情）□□（0176+0181）

这条简文中临湘县令在下发文书时，分别使用“谓”“告”“敢告”等词汇，据陈松长、陈湘圆考察，在司法文书中“谓”的对象为直管下级机构，“告”的对象为非直管下级机构，“敢告”的对象为平级机构。《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县丞、县尉作为县廷长吏之一，辅佐县令长主管县内诸项事务，属于县令长的非直接管辖的下级职官，县丞、县尉的秩级低于县令长，受到县令长之监督与管理，在行政文书中使用“告”是比较恰当的。

走马楼西汉简《非纵火时擅纵火案》中“告”的对象与文献中常见的有所不同，除了常见之县尉外，另见有别治长赖、别治醴陵，二者与县尉同时作为县令“告”的对象，临湘县令要求三者一并抓捕纵火犯，因而别治长赖、别治醴陵与县尉的秩级相当，而低于临湘县令，由此亦可佐证“别治”政区的秩级低于正式的县级政区。海昏简牍《国除诏书》中的相关记载亦显示这一特征：

十月甲申，豫章大守廖、都尉丞霸行丞事，下都尉、县、侯国，承事下当用者如诏书，掾宽、郡守卒史宽、书佐千秋

十月丙戌，海昏侯国守相宜春长千秋、守丞建城尉同，下侯家、别治鄡阳，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掾延年、守令史万年

该诏书详细记载了从豫章太守下发文书至都尉、县、侯国，再由豫章郡所属海昏侯国的守相、守丞下发文书至侯家、别治鄡阳的整个文书传递过程。侯家即为侯家丞，侯家丞属于列侯家吏系统，是列侯家务的主管，侯国相则是列侯行政官吏系统的最高官员。据尹湾汉简记载，侯国相的秩级在三百石至四百石之间，而侯家丞的秩级皆为比三百石，海昏简牍《国除诏书》记载海昏侯国守相、守丞发往侯家丞的命令亦使用了下行文书，显然侯家丞在秩级上是低于侯国相的，别治鄡阳与侯家丞并列，其秩级也应低于海昏侯相。

益阳兔子山汉简有关“别治阳”的记载残断较为严重，但从残留的简文信息来看，“别治阳”亦有类似特征：

治阳丞龙敢告：益阳丞主至今未

□告主/国手/［十二］月乙未朔，朔日，别治阳

□［益］阳丞主至今未报。写追，故令人（⑤贰159+⑤贰160+⑤贰161+⑤贰162+⑤贰163）

之廷下阳

辤曰：为益阳人不智

□名吏里，它坐·今问之益（⑤贰248正）

简文⑤贰248正中可见“廷下阳”，秦汉简牍中多见“敢言之：廷下”的行政文书，则别治阳为地方职官性质的可能性较大，而简文⑤贰159—163中“治瘫阳丞”残断之字应为“别”，该简文中的别治阳职官为“丞”，与走马楼西汉简中多处记载的“别治丞”十分类似：

三年六月乙丑朔庚辰，别治门浅丞福敢告临湘（0313）

八年六月庚子朔丁卯，攸丞逋守别治醴陵丞敢言之：府移七年醴陵狱计。举劾曰：库决入钱五千皆黄钱，付丞（0542）

□□朔甲申，别治长赖丞尊（1310）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别治醴陵”“别治门浅”“别治长陵”，其最高职官皆为“丞”，而未见令长的相关记载，虽然目前海昏简牍《国除诏书》没有明确记载“别治鄡阳丞”，但是“别治鄡阳”的秩级亦是低于侯国相的。因此，“别治”政区属于秩级低于正式县级政区的特殊类型。

二、“别治”政区的地理位置

目前汉简中总计发现别治醴陵、别治长赖、别治门浅、别治鄡阳、别治阳等五处“别治”政区的实例，通过对“别治”政区地理位置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别治”政区的认识。

醴陵、鄡阳有考古发掘资料佐证，地理位置较为明确。门浅的地理位置虽有一定争议，但是位于今湖南省桃源县青林乡附近的采菱故城的可能性更大。长赖、阳的地理位置则有待进一步探究。

阳之“”为“应”的异写，根据阳的地名构成，以及长沙国多个以“阳”命名的县级政区，阳与应水或应山有一定关联。《水经·湘水注》记载有长沙国境内之应水：“湘水又东北与应水合，水出邵陵县历山······东南流迳应阳县南，晋分观阳县立，盖即应水为名也。······王隐曰：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据《湘水注》记载，应阳县在西晋时期设立，位于应水流域。应水即今芦洪江，芦洪江流域发现有大量汉代遗址、墓葬。西晋应阳县位于今湖南省东安县芦洪市镇，而芦洪江流域的汉代墓群皆在今芦洪市镇周边，其中马家台遗址、大正山窑址则正位于今芦洪市镇，马家台遗址的规模较大，因此西汉初期设立的阳县位于今东安县芦洪市镇的可能性较大。

至于长赖的地理方位，有研究者根据湖南长沙地区西汉墓中出土的滑石印章“长赖长印”，将“长赖长印”的“赖”视为“濑”字之省，并根据《水经·肥水注》中“长濑津”的记载，将其定位在安徽省寿春县境内。但走马楼西汉简中“别治长赖”“长赖”等资料的刊布，则显示“长赖长印”可能与长沙国关系更密切。走马楼西汉简中记载有长沙国临沩县，在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临湘县辖有临沩乡，二者有明显的沿革继承关系。走马楼西汉简中的长赖与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长赖乡、长赖亭的关系亦类似。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长赖乡、长赖亭的记载如下：

辄部贼曹掾黄纳、游徼李临逐召贤。贤辞：本临湘民，来客界中，丞为洞所杀。后贤举家还归本县长赖亭部杆上丘，去县百五十余里。

长赖亭“去县百五十余里”，因此长赖大体位于临湘县北部一百五十余里的区域。临湘县北部与罗县接壤，罗县位于今湖南省汨罗市西北的罗子国故城遗址，临湘县北距罗县最短里程在204汉里左右，显然长赖的地望处于临湘县与罗县之间。考古工作者在今湖南省湘阴县洋沙湖镇洋沙湖村附近发现有汉代的火烧坪遗址，其周边分布有一定数量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群。火烧坪遗址距离临湘县治五一广场约为160汉里，与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记载的长赖亭距离临湘县的里程基本相符，因此武帝时期长赖县的地望应在今洋沙湖镇洋沙湖村附近。

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汉代临湘县城的四至分别为：北至今连升街—长沙市青少年宫南部、中山西路北侧60米一线，东至东鱼塘街—犁头街—文运街，南至人民西路北侧，西至下河街东侧。这一区域为临湘县的都乡范围，东西约850米，南北约1400米，通过上述对走马楼西汉简所见三个“别治”政区的地理位置的考证可知，门浅位于武陵郡临沅县以南，醴陵、长赖虽然与临湘县地域毗邻，但与都乡皆有相当的距离，并未在都乡范围之内。长沙王陵地处湘水西岸，紧邻临湘县治所，门浅、醴陵、长赖皆不在长沙王陵范围之内，因而“别治”并非管理王陵奉邑的政区。据陈松长所考，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定邑”是长沙王刘发的陵邑，应当另有专名，死后以其谥号为名。虽然“定邑”并非专名，但是在走马楼西汉简中多次出现，至少在走马楼西汉简的断限内，并未记载其具体的专名，长沙定王的陵邑名称不可能为别治醴陵或别治长赖。此外，位于长沙国南部的阳，以及位于豫章郡的鄡阳，其临近区域更无汉代王陵可考，亦不可能为王陵所在地。因此，“别治”政区的地理位置皆不在都乡范围之内，其与王陵亦有相当的距离，并非管理王陵奉邑的特殊政区，亦非寄治型的政区，而是拥有实土的特殊县级政区。

三、“别治”政区的设置特点

走马楼西汉简《非纵火时擅纵火案》记载了临湘令与别治长赖、别治醴陵之间的下行文书行政关系。根据“告”文书格式的特点，别治长赖、别治醴陵与县尉类似，应属于临湘县令的非直管下级机构，在行政上受临湘县令的监管，二者完整的职官名称应为临湘县别治醴陵丞、临湘县别治长赖丞。以下尝试从政区地理与地方行政制度的视角讨论“别治”政区的设置与监管之县的关系。

行政区域的界限是地方官吏行使管理职责的范围。一般而言，地方官吏的管理权不能超出其辖区界限，《后汉书·李章传》：“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发。”说明地方郡守不准擅自跨越郡界活动。不仅传世文献有类似记载，出土的西汉法律文书亦有相关规定。实际上，不论郡级抑或县级政区长官，其行政权力仅限于其管理的辖区之内，有明确的政区界限。《非纵火时擅纵火案》记载临湘县令将纵火案件下发至所属南乡，以及非直管下级机构县尉、别治长赖、别治醴陵，正是其管辖职权界限的体现，说明这一时期别治长赖、别治醴陵与临湘县令具有一定的行政隶属关系，临湘县令对别治长赖、别治醴陵负有监管职责。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记载有醴陵侯国，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分封，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有罪国除。可知西汉初年置有醴陵侯国，一般认为侯国国除之后废入临近的县级政区。走马楼西汉简多处出现的别治醴陵记载显示，醴陵侯国国除之后，并未立即完全废除，而是设置为秩级略低的别治醴陵。《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并未记载醴陵县，醴陵应在西汉后期省并。《元和郡县图志》：“醴陵县，本汉临湘县地。”这一记载表明醴陵与临湘县有密切的地域渊源，据《非纵火时擅纵火案》的记载，别治醴陵受到临湘县令的行政监管，揭示了别治醴陵并入临湘县的制度基础。《非纵火时擅纵火案》记载的别治醴陵与临湘县的行政关系与《元和郡县图志》关于醴陵为临湘县地的记载是吻合的。

长沙地区西汉墓中出土一枚“长赖长”印章，不过其具体年代暂时难以确考，走马楼西汉简则记载有“故长赖长张齐子□东”，通过该枚简牍可知，长赖置县应在走马楼西汉简断限之前，否则不可能出现“故长赖长”的记载，因此“长赖长”印章的断限应在走马楼西汉简之前。又益阳兔子山汉简记载：

五年七月庚辰朔丙［申］内史阳谓观川桂

便荼陵郴采锡西山昭陵泠道啬夫□

其中“”字，谢明宏结合秦汉简牍的相关记载，将其改释为“赖”，同时结合走马楼西汉简、五一广场东汉简，以及该简牍中地名的记载，认为此地名即为长赖。据此，则长赖县在西汉初年已经建置。别治长赖与别治醴陵的情况较为类似，即由正式的县级政区降为秩级较低的“别治”政区，并受毗邻的临湘县的行政监督管理。走马楼西汉简见有“长赖丞尊”“别治长赖丞尊”，显然“丞尊”是同一人，据之可知在临湘县丞职位空缺的情况下，长赖丞尊可以兼任，由此可见二者在行政上亦关联紧密，如此才能方便别治长赖丞履职临湘县守丞。别治长赖未能延续至《汉志》断限时期，在西汉后期废置为乡，成为临湘县的属乡之一，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记载的临湘县长赖乡反映的正是这一现象。

别治门浅的情况较为特殊。走马楼西汉简仅见有别治门浅丞，未见有别治门浅与其他县级政区之间行政隶属关系方面的资料。门浅在秦代已设县，长沙谷山汉墓漆器铭文显示西汉景武时期门浅县仍然存在。走马楼西汉简中出现的别治门浅，表明门浅县在武帝之后由正式的县级政区降为秩级略低的别治门浅，《汉志》并未记载门浅县，则西汉后期门浅应已省并。走马楼西汉简未记载别治门浅在行政管辖上受何县邑监管，从以上对别治醴陵、别治长赖与临湘县关系的考察可知，“别治”政区一般受相邻县级政区的监管，从门浅的地望来看，门浅周边范围置县较少，与其相对较为接近的为临沅县。据里耶秦简记载，临沅是秦代郡守的驻地，秦汉时地位比较重要。故笔者推测别治门浅由门浅县降级之后，受临沅县监管的可能性较大，别治门浅废置之后应当并入临沅县。

鄡阳在《汉志》中为豫章郡属县之一，而《汉志》反映的是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的行政区划，除了《汉志》，目前汉代以前的传世文献并无鄡阳县的记载。有研究者根据楚玺“吁昜□鉨”的记载，推测秦代已置鄡阳县。出土简牍的记载显示“别治”的秩级低于正式的县级政区，而海昏简牍《国除诏书》中记载别治鄡阳仍未成为正式的县级政区，乃属海昏侯相的监管区域，地域上与海昏侯国毗邻。别治鄡阳应当由海昏侯国辖域范围内析置而来，别治鄡阳升格为正式县级政区的时间应当在西汉宣帝以后。由于别治鄡阳乃海昏侯国析置，并且秩级低于海昏侯相，在设置为独立的鄡阳县之前，受到海昏侯相的监管。

别治阳为新见西汉县级政区。据《水经·湘水注》记载，西晋应阳县的设置有两种说法，郦道元认为应阳县由观阳县分置，同时郦氏又援引王隐的观点，指出应阳县在泉陵县的北部。应阳在今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芦洪市镇，泉陵在今湖南省永州市市区，观阳在今广西灌阳县新街古城岗，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观阳与应阳中隔泉陵、洮阳县，从观阳析置应阳的说法难以成立，应阳自泉陵析分的可能性较大。据此推断，别治阳应当与别治鄡阳类似，由泉陵县析置，秩级低于泉陵县令，并受到泉陵县令的监管。不过与别治鄡阳不同的是，别治阳并未在后续的发展中升格为正式的县级政区，而是再度废置，废置之后应并入泉陵县。

别治醴陵、别治长赖、别治门浅、别治鄡阳、别治阳在地域上分别与临湘县、临沅县、海昏侯国、泉陵县毗邻。综合目前的相关资料，别治醴陵、别治长赖、别治门浅则应当是从正式的县级政区降级而来，由于在降级之前拥有县级政区的规模，在废县之初，仍保留有县级政区的多种特征，但是其最高职官则降为县丞，并受到毗邻之县监督管理，这为“别治”政区最终并入监管之县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记载的临湘县长赖乡，以及《元和郡县图志》所载醴陵县为汉临湘县地，是“别治”政区省入监管之县的佐证。别治鄡阳、别治阳应当分别由海昏侯国、泉陵县的辖域中析分而来，并受到海昏侯相、泉陵县令的监管，所不同者，别治鄡阳此后升格为正式的县级政区，并为《汉志》记载，别治阳则再度废置，并入泉陵县。

传世文献记载的西汉县、侯国、邑、道等四类正式的县级政区，主要反映的是西汉后期县级政区的稳定状态，出土简牍揭示的“别治”这类特殊县级政区则反映了西汉时期县级政区种类的复杂性。“别治”政区的置废与监管之县的制度依附与地域渊源，为认识西汉县级政区的置废提供了新的视角，西汉县级政区的新设并非皆由乡级政区直接升级而来，其废除亦非全部直接降为乡级政区，益阳兔子山汉简、走马楼西汉简与海昏简牍《国除诏书》记载的“别治”政区即是县乡政区之间的过渡状态。

目前“别治”这类特殊的县级政区仅发现上述五个实例，并且全部位于西汉南方地区，笔者推测“别治”政区在设置时，应该考虑到汉代南方地区地广人稀的特殊情况。由于县域范围较大，行政管理上多有不便，同时又为避免设县过多而出现官吏冗杂之情况，部分县级政区在废置之间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进而根据实际的发展情况决定“别治”政区的去留。

四、汉代“别治”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目前可见的“别治”资料从职官属性来看，可分为地方、中央、军事三个类别。

（一）地方职官所见之“别治”

通过对上述“别治”政区的考察可知，从职官属性来看“别治”政区属于汉代的地方职官性质，在职官制度方面有明显的特点。“别治”政区可以与上属郡国发生直接的行政联系，拥有较为完整的乡里结构与系统的职官制度，最高职官为丞，皆无令长。

西汉时期的“别治”政区，并未见载于《汉志》，应在西汉末年已经废置，不过地方职官中的“别治”在东汉时期仍有相关记载。《说文解字》：“乡，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啬夫别治。”段玉裁指出：“别治谓分治也。”汉代县廷所在地称为“都乡”，地位相对较高，其他各乡则称为“离乡”，由啬夫分别治理县治之外的离乡之地，这些离乡可以看作是县廷的分支机构。在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记载有“乡别治掾”：“元兴元年六月癸未朔六日戊子，沮乡别治掾伦叩头死罪，敢言之。伦以令举度民田。”沮乡为临湘县辖乡之一，属“离乡”性质，《说文解字》记载的“啬夫别治”，至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职的属吏，负责县廷委派的事务。

东汉灵帝中平二年《鲁阳都乡正卫弹碑》记载有“左尉沛国虹赵术德祖”“右尉河东蒲阪孙□登高”“别治掾赵存”“都乡啬夫尹□”“唐乡啬夫张闳”“瞿乡啬夫庞”等。由于碑刻残损，其前后可辨识的内容有所缺失，不过“别治掾”与左尉、右尉同列，排列于乡啬夫之前，属于县廷所派官员的可能性较大。这里的“别治掾”亦是由县廷派遣，在属地办理某些具体事务，并且此时的“别治掾”已经跻身于乡啬夫之前，相较于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时期，地位有所提升。

由以上所考可知，西汉时期的特殊县级政区“别治”在废置后并未彻底消失，而是作为县廷的派出机构，发展为“别治掾”，成为县廷治理离乡的属吏，属于汉代地方职官制度的特殊类型，由此亦可见汉廷在基层治理方面的灵活性。

（二）中央职官所见之“别治”

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记载有伊卢盐官长、丞与下邳铁官长、丞，《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记载有盐官别治北蒲丞、盐官别治郁州丞、铁官别作□丞。可知东海郡盐官驻地在伊卢，在北浦、郁州设盐官别治丞，东海郡铁官驻地在下邳，在□设铁官别作丞。《集簿》：“县邑侯国卅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二，其廿四有堠？，都官二。”结合《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的记载，这里的“都官二”即伊卢盐官长、下邳铁官长，属于大司农派往各县管理盐铁的长吏，盐官别治北蒲、盐官别治郁州、铁官别作□应分别为两个都官的分支机构，北浦、郁州、□皆为出产盐铁之地，三者完整的官职应为伊卢盐官别治北浦丞、伊卢盐官别治郁州丞、下邳铁官别作□丞，由于伊卢、下邳都官长已有固定的驻地，故在三地设置“别治丞”进行管理。

汉印中见有“骅骝别丞”，《汉书·扬雄传》：“骋骅骝以曲囏兮，驴骡连蹇而齐足。”师古曰：“骅骝，骏马名也，其色如华而赤也。言使骏马驰骛于屈曲艰阻之中，则与驴骡齐足也。”骅骝乃骏马名，西汉太仆掌管舆马，其属官中的昆蹏令丞即以骏马为名，通过汉印所载的“骅骝别丞”可知，西汉太仆应存在骅骝令丞的属官，史书或失载。“别丞”意味着在骅骝令的固定驻地之外，有另外的养马之地，如同盐铁官别治丞一般，其完整的职官名称应为骅骝别治某地丞。

《三辅黄图》注引《汉书》：“光武至长安宫阙，以宗庙烧荡为墟，乃徙都洛阳。取十庙合于高庙，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别治长安，主知高庙事。”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长安成为东汉时期的前朝故都，太常作为主管宗庙事宜的官员，常驻首都洛阳，为了方便管理长安高庙事，设置“别治长安”一职。“别治长安”隶属于太常，其完整的职官名称应为太常别治长安丞。

（三）军事职官所见之“别治”

马王堆汉墓帛书《地形图》记载了西汉初年汉廷与南越国接壤地带的军事部署情况，其中有“别治”的相关记载。《地形图》记载有多支军队信息，包括周都尉军、周都尉别军、徐都尉军、徐都尉别军、司马得军等，其中都尉、司马应为军事职官。《地形图》记载的军队驻地信息显示，周都尉、徐都尉在驻地之外，分别领有“别军”，显然“别军”应是都尉军队的分遣单位，性质上类似于尹湾汉简记载的盐铁都官“别治”的分支机构，根据盐铁别治丞职官名称的记载，可以推测《地形图》中“别军”的完整职官名称应为周都尉别治某地军、徐都尉别治某地军。

在西汉西北边境地区，出土简牍中亦有“别治”的记载。敦煌汉简（1685）：“十二月癸丑，大煎都候丞罢军别治富昌燧，谓部士吏，写移书到，实籍吏出入关。人、畜、车、兵、器物，如官书，会正月三日，须集移官，各三通，毋忽，如律令。”白军鹏认为“大煎都候丞别治富昌燧”表明大煎都候丞在当时经常到各燧驻守办公。根据学界对大煎都候官驻地及其所辖烽燧的研究，大煎都候官驻地并不在富昌燧，富昌燧是大煎都候官所属诸燧之一。候官作为大煎都候之长官一般常驻治所，候丞则为候官之属吏，敦煌汉简发现的“大煎都候丞别治富昌燧”的案例，从汉元帝持续到新莽时期，而未见“别治”其他烽燧的现象，可见富昌燧应有其特殊之处。大煎都候在常驻之地外，应较为稳定地派遣“别治丞”在富昌燧处理相关事务。

从以上所见各类“别治”不难看出，“别治”制度存在于多种类型的职官之中。汉代大司农、太仆等管理的仓官、农监、都水官，以及厩、苑、监等，皆广泛设置于郡国之中，属于汉代的都官系统，这些性质与盐铁官相类的都官，设置“别治”职官的可能性较大。根据已经发现的各类“别治”职官资料可以推断，“别治”应是汉代常设的一项制度，在某一职官有常设机构及驻地的情况下，在全国或某个地域范围内存在同类事务，并且该同类事务暂时不具备单独设置专属机构的条件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别治”职官予以管理。

“别治”职官存在一定的共同特征。从时间发展脉络来看，西汉时期各类职官中的“别治”最高职官皆为“丞”，在职官制度中为长吏系统。“别治”发展到东汉时期，虽然仍然可见“太常别治长安丞”等中央职官，但“别治”向下发展的趋势明显，“别治”与地方职官所属掾职结合，出现了“别治掾”这一专门属吏。

从“别治”职官的属性来看，“别治”之前皆有监督管理的“某官”，“别治”的秩级较“某官”略低，从属于“某官”，受其监管。由于“别治”的这一特征，从严格意义上说，“别治”属于“某官”的分支或派出机构，其本身不具备行政上的独立性。

从“别治”职官的地域特征来看，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别治醴陵丞、别治长赖丞、别治门浅丞，分别拥有自己的行政辖区。别治鄡阳、别治阳亦当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范围。中央、军事职官所见之“别治”亦具有地域特征。中央职官中的北浦、郁州、□亦有自身的驻所及管理范围，骅骝别丞虽然没有记载明确的“别治”地域，显然也应管理一定的牧马之地。军事职官中的周都尉、徐都尉在《地形图》上更是标绘有方位明确的驻地。因此，“别治”不只是单一的职官机构，而是具有一定的管辖范围，各种不同类型的“别治”职官皆与地域联系紧密。

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揭示了汉代广泛设置于中央、地方、军事等职官中的新型制度——“别治”。“别治”职官与地域联系密切，在地域广阔或地理位置重要的区域，通过“别治”可以将某类型官吏的职能在地域上延伸开来，同时不增加长吏的数量，避免出现官吏冗余的情况，进而提高某类型主管官员管理事项的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由于“别治”的行政秩级稍低，可以根据“别治”事务的繁简来决定“别治”职官的设置或裁撤。由于“别治”不属于长吏系统，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施政官员可以有更多的变通举措。“别治”职官的设置是对常设官吏的有效补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制度设置的灵活性。

作者：赵海龙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25年第3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杜佳玲

校对：汪依婷

审定：杨 琪

责编：宋柄燃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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