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时间 | “珠峰烟花秀”背后，可能触碰到哪些法律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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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彩色烟花在海拔55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间绽放，那道被主办方称为“致敬自然”的“升龙” 轨迹，却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关于生态保护与法律边界的激烈争论。这场由户外品牌与艺术家联合举办的烟花表演，虽然主办方和当事人已公开道歉，但也引来了更多的追问，活动究竟是否触碰了法律红线？如何从法律层面防范此类事件再度重演？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就此接受专访，从法律视角解析这起争议事件背后的深层问题。

视觉盛宴下的法律追问

9月19日傍晚，西藏日喀则江孜县热龙乡的山谷中，数十发烟花沿山脊线依次绽放，形成长达数公里的“巨龙”景观。主办方宣称活动“秉持对自然最大的敬畏”，使用生物可降解材料，并通过了多级审批。但视频中久久不散的彩色粉尘与惊飞的鸟类，却让公众对这场“艺术盛宴”的合法性产生质疑。

“判断这一活动是否合法，首先要依据2023年实施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皮剑龙直指核心，该法第三条明确规定“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他强调，法律的基本原则已经确立了生态保护的优先地位，任何活动都不能突破这一底线。

查阅该法第四十六条可见，法律明确禁止“破坏自然景观和草原植被”的行为。而据生态专家分析，烟花中的钡、铜等金属粉末无法降解，将随冰川融水进入食物链循环数十年；同时高原草甸的草根层一旦因翻土修复被破坏，在年均温不足5℃的环境下，植被恢复需30年以上。这些潜在影响显然与法律原则存在冲突。

程序合规性背后的隐忧

面对质疑，当地生态环境局最初回应称活动“手续合规”，但承认未做环境评估，仅通过乡、县两级会议审批。这一回应恰恰暴露了程序合法性的重大缺陷。

皮剑龙指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必须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全面评价。”该法第十六条明确将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项目纳入强制环评范围，而在生态脆弱的青藏高原举办大型烟花表演，显然属于此类情形。

更值得关注的是审批层级问题。《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在自然保护区开展活动需经省级以上有关部门批准，而此次活动仅经过乡、县两级会议审批。“这种矮化审批现象反映出基层执法中存在的权责错配问题。”皮剑龙表示，他在2019年就提出加快制定生态保护行政处罚法，正是为了解决生态执法碎片化、权限不清的问题。

对于主办方强调的“环保材料通过国际认证”，皮剑龙认为这不能成为规避法律责任的借口：“法律不仅要求形式合规，更注重实质影响。在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下，平原地区的环保标准可能完全不适用，这种‘认证移植’的做法本身就违背了生态保护的科学性原则。”

完善法律防范此类事件再度上演

事件发酵后，日喀则市已成立调查组介入，蔡国强工作室也承诺配合第三方评估。截至9月23日，事件已有明确后续进展：9月21日，日喀则市官方通报确认调查组已完成现场核查，认定活动虽未发生在自然保护区内，但存在三大违法违规情形：一是未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违反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二是审批层级严重不足，仅经乡、县两级同意，未履行省级生态部门备案程序；三是现场残留的紫铜粉末、塑料发射筒等材料未完全降解，与主办方“全降解”宣称不符。

同日，品牌方始祖鸟与蔡国强工作室相继公开致歉，承认“对高原生态特殊性认识不足”，并宣布已联合中科院生态专家开展现场清理，对约200平方米燃放区域进行草种补种，同时缴纳50万元生态修复保证金。9月22日，第三方监测数据显示，燃放点周边PM2.5浓度虽短暂升至12微克/立方米（仍低于国家一级标准），但土壤样本中检测出微量铜、钡元素，需持续监测其迁移风险。

皮剑龙结合最新进展进一步指出当前生态执法存在三大痛点：一是执法权限分散，“九龙治水”导致监管真空；二是责任追究乏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虽规定了从重处罚条款，但实践中往往以“未造成明显破坏”草草结案；三是利益链条未断，地方可能因招商需求放松监管。他强调：“我曾建议将罚没所得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就是为了切断执法机关与违法收益的利益关联，避免出现逐利性执法或选择性执法。”

在责任追究方面，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但皮剑龙认为这还不够：“应当建立预防性责任机制，对可能造成重大生态风险的活动实行一票否决，而不是事后补救。”

他以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王某前祁连山森林草原失火案为例进一步说明：2022年王某前因祭祀用火不慎引发火灾，烧毁乔木林地与天然牧草地共121.69亩，导致近2500株树木损毁，最终不仅被追究刑事责任，还需承担98.67万元生态修复费用。

皮建龙坦言，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往往非常严重，对个人追责往往不足以弥补生态损害价值，并且有些明确的追责标准也存在处罚与损害程度不匹配的问题，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因此建立预防性责任机制非常关键。

对于艺术自由与生态保护的边界争议，皮剑龙认为法律已有明确答案：“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确立的‘生态保护第一’原则，就是所有活动的前置性约束条件。任何艺术创作、商业活动都不能凌驾于生态安全之上。”他进一步建议，可在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现有法规中补充“生态敏感区活动约束条款”，或制定生态敏感区人类活动管理办法，明确企业、艺术团体、社会组织等所有主体在高原等特殊区域的行为边界，避免因主体类型不同导致监管空白。

此次珠峰烟花秀争议，暴露出高原生态保护的法律执行仍有诸多薄弱环节。皮剑龙最后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尽快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配套法规，细化不同区域的禁止性规定；二是建立跨区域生态执法协作机制，解决基层执法能力不足问题；三是将生态影响评估纳入重大决策终身追责范围，从源头遏制“先破坏后治理”的侥幸心理。

皮剑龙强调，“生态法治不能留有任何灰色地带，只有让法律红线真正带电，才能守护好这片雪域高原的纯净与永恒。”目前，调查组的最终结论尚未公布，但这起事件已成为检验我国生态法治建设成效的重要案例。

记者：高志民

文字编辑：徐艳红

新媒体编辑：石伟强

审核：周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