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田：回忆王锺翰先生

王锺翰先生是著名的清史专家和民族史学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我有幸和先生多次接触，对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对后学的关爱深有体会。

王先生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1978年至1981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读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清代的理藩院。在搜集资料过程中，了解到意大利学者格拉迪尼·彼罗在罗马出版的一份杂志中发表过《关于清代的理藩院》的文章，便想方设法找到了这本杂志，并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王士歧同志翻译出来。后来，我又把这篇译文给了《清史译文》杂志于1980年第4期发表。在1981年至1982年间，我相继发表了几篇关于理藩院的文章。1984年春，我从刚出版的《清史研究集》第三辑中看到了王先生的大作《试论理藩院和蒙古》非常兴奋，心想：连王先生这样的大专家都关注理藩院，可见这个题目是值得研究的，便一口气读完了先生的文章。王先生的这篇文章从蒙古衙门和理藩院、八旗蒙古和内外扎萨克蒙古、喇嘛教和蒙古人民、会典则例和蒙古律例、清朝对待蒙古政策的得失等五个方面，以宽广的视野对清代的民族统治政策的历史事实和客观效果进行了深入考察，逻辑严密，层次分明，史论结合，很有说服力。在资料使用方面非常丰富，既有中文资料，也有外文资料，包括前面说到的意大利学者的那篇论文。这里应当说明，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四十年中，在中国大陆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中，发表过有关理藩院的文章的只有王先生一人，而研究理藩院对了解清代的民族统治政策，进而了解我国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非常重要。由此可见王先生的学术洞察力是多么敏锐。

王先生对于复杂的历史现象有很强的分析能力。1998年在福建武夷山召开的国际清史会议上，我和王先生分在一个组。在讨论到准噶尔问题的时候，有些学者对从康熙到乾隆解决准噶尔问题用了那么长的时间感到不理解。王先生从满族贵族和准噶尔贵族两个集团的利益矛盾作为出发点，分析了康熙皇帝对噶尔丹的战争，雍正皇帝和策旺阿拉布坦之间的战与和，三车凌对清朝的归附和乾隆皇帝出兵征讨达瓦齐，以及阿睦尔撒纳内乱和清朝平定准噶尔，既谈到了阶级观点，又谈到了民族融合，还谈到了国家的统一和分裂问题，有情有理，有论有椐，令人信服。

王先生对后学的关爱令人感动。1993年底，我以新出版的《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一书作为代表作，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系列的评定。当时的所长王庆成对我说：能不能征求一下王锺翰先生对你这本书的意见?那会增加所内评委对你这部书的了解。于是，我登门拜访了王先生，说明了来意。王先生让我把书留下，说看后再和我联系。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我接到王先生的电话，让我去先生家。我准时到了王先生家，先生说：你的书我看过了，我愿意给你写推荐意见。我从先生手中接过推荐意见书，很快地看了一遍，眼睛不由得湿润了。先生的字是墨笔小楷，非常工整；句子中有这样的话：该著作颇多创见，是近些年来不可多得的精心撰写的佳作。先生署名后，还盖了印章，日期是1994年1月4日。一位八十多岁的著名学者，为了后学的成长进步，以非常认真的态度，非常热情的鼓励，表达出了自己的关爱。这样的精神怎能不让人感动?先生的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我对比我年轻的学者给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扶持，正是先生精神的传承。

王先生善于与人合作，有很好的人脉关系。这从先生与翁独健先生的关系中就可看出。2006年是著名学者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和逝世二十周年。这年的11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纪念会，王先生当时因病住院，本可以不参加这个会，但先生却坚持要参加。当他老人家坐着轮椅出现在会场上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感动，向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后来出版的《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100周年》中，第一篇就是王先生的文章《忆独健学长》。王先生在文章中回忆了和翁独健先生七十余年的交往，特别是1971年夏季一起点校二十四史、197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一起工作的情况，情真意切，令人难以忘怀。王先生有很好的人脉关系，我自己也有体会。在我从事清史和民族史研究的三十多年里，接触过的专家学者中，无论年长还是年轻，谈起王先生的学问和操守，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在文人相轻还有影响的今天，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容易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来源：张世林主编《想念王锺翰》，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