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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石井四郎针对在高寒地区作战的实际需要,设置了冻伤研究课题。
在严寒的冬季,在活人身上进行冻伤实验。在四方楼北侧,有一座二层楼高的筒子屋,和它连栋的还有一座平房,这里是吉村班。1940年,石井部队建起一座冻伤实验室,成立了冻伤研究班。
冷冻室内密封性良好,室内设有隔温层,设备有冷冻机和低温空调。制冷后,室内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冻伤实验。冻伤研究班班长吉村寿人,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系,是专门研究冻伤的病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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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伤实验室的一个平房里,浇筑了一个长3米、宽2.5米、深0.5米的小水池,临时灌水,专门用于搞冻伤实验。日本人经常让受实验者站在水池子里做实验,让人的上肢或下肢浸泡在水里,水温逐步降低,直至结冰,再把冰凿开,把人押回牢房,观察冻伤情况。
731部队的监狱和冻伤实验室有地下通道连接,受实验者被秘密押解到冻伤实验室进行残酷的实验,外人无法知道。
1、惨无人道的冻伤实验
吉村班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冻伤实验,在严寒季节,让“马路大”穿着单衣冷冻,做“抗寒”实验。
731部队菌苗班雇员山内丰纪说:
“(1940年冬天),从我们研究室的小窗,可以看到在寒冷的冬天被实验的人。吉村博士让6名中国人背着一定重量,在一定的时间内,往复一定之距离,不管怎么冷,只让穿夏服。眼看这些人,日渐消瘦,渐渐患了冻伤,逐一的减少,到12月上旬全部不见了,想必已死亡。”
上田弥太郎说,1943年4月上旬,他看见3名冻伤班的班员在做冻伤实验。他们强迫1个中国爱国者把手浸泡在冰水里冷冻,而后拿出来再用小电扇吹,致使受实验的人痛苦不堪。
在日本治疗冻伤一向是实行低温摩擦法。石井部队在“马路大”身上进行了冻伤的治疗法研究。据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中尉军医吉泽行雄供述,1943年3月中旬,在山西崞县城内旅团司令部讲堂,准尉以上的人参加的讲演会上,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司令部军医部长石井四郎讲了冻伤治疗法。
石井四郎说,“根据他在满洲国的部队用中国俘虏进行研究的结果,人的体温降到摄氏32度时即会死亡,但及早放到摄氏37度的温水中还能挽救,手指冻伤的时候,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治好,而过去的摩擦的方法是不好的”。
1944年8月,秦正氏翻译介绍了苏联的冻伤治疗法,即用摄氏22度的温水进行治疗。为了验证苏联的冻伤疗法,在1944年冬季,吉村班对分娩不久的苏联妇女进行了冻伤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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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正氏供认:
“首先让(这位苏联妇女)将手指浸入水槽中,然后让她拿出来在寒冷的天气里冻着,使之由激痛发展到组织被冻结,这是进行的冻伤病态生理学的实验,进而用各种温度的水对此实施‘治疗’,改日重新反复的实施,终于使其手指被冻伤而坏死脱掉。另一名苏联青年,也被做了同样的实验。”
古都证实:
“(731)部队内用活人实验冻伤一事,是每年在最冷的那些月份,即在11月、12月、1月及2月间进行的。进行这种实验的手续如下:在晚上11点钟时,把受实验的人赶到寒冷的露天里,迫使他们把手放到冷水桶里。然后又叫他们把手拖出来,在寒冷的露天里带着浸湿的手长久站立。
或者是采用如下的办法:
把穿着衣服而光着脚的人赶到外边去,迫使他们在夜间最冷时在露天里站立。在受实验的人已被冻伤之后,就把他们赶进房屋里去,先叫他们把脚伸到大约零上5度的水里,然后再把水的温度逐渐提高。治疗冻伤的办法就是这样来探求的。把这种人赶到房屋里去以后进行实验的情形,我没有亲眼看见过,我只是在担任值日官时看见过把人赶到寒冷露天里去使他们受冻的情形,而关于在房屋内叫人把手放到水里进行实验的事实,我是从亲眼见过这点的人那里得知的。”
731部队训练部部长西俊英供认:
“我从科学工作员吉村口中听说,在严寒天气下,即在冷到零下20度时,常把部队监狱里拘禁的人赶到外面去,然后就把他们的手脱光,用人造冷风使手冻伤。随后就用小棍敲打冻伤了的手,直到被敲打的手发出与木板声音相似时为止。除此而外,我还阅览过吉村关于实验情形的报告。关于这点也摄制有电影片。
影片上首先表明把四五个戴脚镣的人赶到露天去,他们身穿棉衣,两手光着。随后就用一架巨大的扇风器用人工方法加速冰冻过程。然后用小棍敲打冻僵的手,以便检查他们是否已经完全冰冻,接着就表明如何把手已冰冻的人送进屋里去。吉村对我说,此种研究是为了将来对苏战争而进行的。”
吉村班做冻伤实验,不分场合,不分季节,随时都可以进行。既在室外,也在室内;既在监狱院内秘密进行,也在城乡偏僻无人的地方随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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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村班有个玻璃小屋,这就是冷冻实验室。
“马路大”经常只穿着裤衩被推进冷冻室搞实验,他们被冻得浑身青紫。受冷冻实验者轻则造成冻伤,手指和脚趾烂掉,重则丧失性命。
曾当过宪兵的仓原在监狱里见过被冻伤的“木头”,他供认:
“…在每一层楼上都有几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中部有几个小牢房,那里禁闭有受实验的人,或如曹长田坂告诉我说,这就是该部队内的‘木头’…我记得很清楚,这个监狱里除了中国人外,还拘禁有俄国人。在一间小牢房里,我看见有一些中国妇人…关在牢房里的人都戴有脚镣…3个中国人没有手指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头。吉村向我解释说,这是对他们做过冻伤实验的结果…”
日本人的冻伤“实验品”,有不少平民百姓。1943年冬天,他们在安达正亚街抓了不少沿街讨饭的人。晚上被押到东门外无人地方,将上衣脱光冻着,用凉水往他们身上泼。
后在正亚街南城沟发现4具尸体,被冰包裹着。在北门外也发现了2具同样的尸体。
《跨国取证731》一书中写道,
“冻伤实验是731部队重要的实验种类,在严寒的冬季,731部队吉村班人员强迫‘犯人'裸露身体或仅穿单衣到室外接受冷冻,如果是夏季,他们就把人赶入冷冻室。冷冻达到一定程度后,他们便拿着小木棒打‘犯人’的肢体,当发出很硬很脆的声音后,他们便把人抬入另外的实验室以不同的方式给予解冻。有的用冷水浇,有的用温水泡,有的用滚开的热水烫,以求得最佳解冻方法。被实验者在极大的痛苦中,有的当场死掉,有的烂掉皮肉露出白骨。为了病理实验的需要,他们有时给被实验者的冻伤处涂上各种药膏,以观察病变过程。经过无数次这种毫无人性的实验,731部队得出的结论是用摄氏37度的温水浸泡是治疗冻伤的最佳方法。”
2、“烤人”实验
731部队在安达打靶场,以“马路大”为实验材料,不仅进行细菌实验,也进行一般武器的杀伤力的实验。
1943年夏季的一天,这天很炎热。在安达实验场排列着10多辆报废的坦克和装甲车。731部队从特别监狱押来10多名“马路大”,731部队队员强制那些被迫穿着草绿色的军队文职人员服装的“马路大”登上了旧坦克和装甲车,周围有配备着轻机枪和步枪的特别班班员包围着他们,想反抗和逃跑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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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辆坦克里塞进两个人,装甲车里进1个人,然后盖上盖,让“马路大”憋闷在里面。当所有的“马路大”进入坦克和装甲车里面后,一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来的士兵,背着草绿色的大桶,桶里装着用汽油、柴油和压缩空气配成的燃烧剂,桶的右上角有一个胶皮管,胶皮管头上装着金属喷嘴,那是火焰喷射器。命令下达后,日本士兵们在距离坦克和装甲车20~30米不等的地方射出白热的火焰。这火焰包围了坦克和装甲车,1000度以上的高温炙烤着车辆,并响起轻微的爆炸声。
10多秒后,停止了射击。这时,红黑色的烟雾中,露出了被烧坏变形的坦克和装甲车。过了一会,到车内进行检查时,“马路大”全被烧焦了。
另一种实验是:把押到安达打靶场的“马路大“的眼睛蒙上,分成组,每组10人。各组的“实验材料”,分别把身体贴紧,前后排成一行。有的组的人穿棉衣,有的组的人穿单衣,有的组的人裸体。731部队队员把这些“马路大”当作用枪弹穿射的“实验材料”,他们把上膛的三八式步枪对准排在队列前的“马路大”。命令下达后,土兵们开枪射击,“马路大”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731部队的队员们记录下用三八式步枪在离××米的地方被射穿的几个“马路大”的数据以及人体的穿透性能。这种实验,731部队进行过多次。
3、毒气实验
731部队第二部设毒气研究班,以活人为材料进行毒气实验。实验人员把“马路大”推进密封的玻璃柜内,分别进行一度、二度、三度的毒气实验,直至把他们毒死为止。该部队平时对监押的实验材料进行防毒和施放毒气的实验,一旦遇到受实验者的反抗,日本人就使用毒气将牢房的人全部毒死。
石井部队来东北不久,便与奉天宪兵队联合进行了多次毒气实验。奉天宪兵队庶务主任平中清一供认,1934年10月,奉天宪兵司令官派人在四平进行细菌演习,杀害中国人1000余名。“1935年9月10日,在毒瓦斯演习时,用伪新京、吉林监狱内收容的中国人约200多名做了实验。”
上田弥太郎供认,731部队在警备和瓦斯演习中,大量地屠杀“马路大”。他记得两次演习就杀害了200来人,其中是否有苏联人和蒙古人他不知道。上田弥太郎说,1942年2月,由于“马路大”的反抗,打乱了伊藤技师的细菌注射实验计划。伊藤技师气急败坏,施放毒气将7号牢房的人全部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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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毫无人性地说:
“正好要搞一次毒气实验,那就让他们好好享受享受吧!”同年4月,上田弥太郎参加干燥细菌生产时,一天,他去第一班取细菌,路过特设监狱时,“闻到浓厚的瓦斯气,使他睁不开眼。回来后,他问及此事,小林技手说,这是进行警备演习”。
上田弥太郎还供述了731部队在特别监狱里大规模施放毒气杀害“马路大”的事实。
他说:
“(那是在1945年),当时,7号牢房二楼的一个房间发生了暴动,发起者是一位苏联人。这些被关押者采取的办法是,有人向特别班谎报说那个苏联人得了病,把看守的日本人骗进牢房时举事。果然,在日本警备人员进入牢房内查看时,那个苏联人突然地跳起,抡起铁铐将其砸昏,随即夺了手枪和开牢门的钥匙。然后各室也冲出牢房,但因整个监狱的大门锁着,造反的人在走廊里东冲西闯,跑不出来。于是,石井四郎当即命令使用毒瓦斯,把7号房的人全部毒死。为此,731部队还曾受到关东军司令部的责备。”
1945年,731部队败退时,用毒气把特别监狱的“马路大”全部杀害。731部队原少年队员小笠原说,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他们首先进攻的目标是日本关东军。当晚,苏军的轰炸机出现在哈尔滨上空,并连续投照明弹。日军看到战败的形势迫在眉睫,731部队慌乱了手脚。从10日那天开始,按照石井部队长的命令,首先将最后在押的“马路大”用毒气毒死,其尸体投入临时挖好的大坑内焚烧,陈列的各种人体标本都扔进松花江。
2000年7月,哈尔滨电视台出资与731馆共同进行跨国取证时,采访了第731部队本部的司机铃木进。
他说,1945年8月10日左右,731部队把被实验的人员全部用毒气杀害。当时,来了一群工兵队,那群士兵用毒气把“犯人”全部处死了,第七栋和第八栋的“犯人”大约有80人左右。他们把尸体摆在第七栋和第八栋楼中间的空地上,烧得一干二净。烧后的残骸,就堆在他的车上,运到松花江扔掉了。因为是烧过的,所以没剩下多少东西,扔残骸的地点在松花江大桥下面,当时还掩埋了一部分“马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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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11月,731遗址保护开发领导小组与哈尔滨报业集团联合进行了第二次跨国取证。同年11月5日,铃木进再次作证,他的说法和第一次作证时有所不同,“80多名‘马路大'被毒死之后,被抬到室外,花3天时间烧掉。我们进去(运尸体)的时候,这些尸体已用草袋子装上,然后我开着车运到松花江一个铁桥下游抛下。”
铃木进只负责开车,车上有四五个士兵把这些装尸骨的草袋全部扔掉。铃木进只拉了一次,而当时所去的车不只是一辆汽车。另外,他说:“那时道路很不好走,大概用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为了防止尸体在途中掉下去,车厢上都装了铁栏杆,并紧紧地系牢。”
而他第一次证实:“因为(尸体)是烧过的,所以没剩下多少东西。”80人左右,全部装上了汽车,“虽说是全部,但因为烧过后也没有多少东西了。一个人就这么多而已”。两次所说的汽车上装载的尸体残骸有较大出入,第二次证实车上装的尸体残骸比第一次要多。
铃木进还证实:
“当时在烧人(尸体)时,建筑物还没被炸毁,人被烧毁后,建筑物由工兵炸掉,没被拉走的也被埋上了。”
731部队的卫生下士兵沟渊也证实了1945年8月10日左右,特别监狱里的“马路大”全部用毒气害死的情况,他说:
“由于尸体太多,特别班的队员累得筋疲力尽了,于是只好把少年班队员调来继续执行灭迹任务。”
他还说,由于焚尸的队员逃跑心切,尸体烧得不彻底,按照部队长的命令,用汽车把-一部分尸体运到松花江沿,趁夜扔进江里;一部分运到部队附近的注地里埋掉。为掩人耳目,竟在人尸上边摆放几具马骨。这方面的证言还很多,将放在后文叙述。这里用几个材料对比,至少可以证明,铃木进所说的80多人被毒气杀害,可能是他个人所见的尸体,因为他在第二次证实时说,他们进去拉尸体时,“这些尸体已用草袋装上。”
铃木进还亲眼看见过被毒气毒死的苏联女孩。他说:“入狱时,小孩非常小,非常可爱,后来被毒死了。这在我脑海中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每天睡觉的时候像幽灵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日本人经常在城子沟实验场进行毒气实验。正黄旗三屯的劳工李增印看见过日本人搞的毒气实验。他家靠马路住。一天,他休病假,听见了汽车的声音。他看见有两辆汽车朝城子沟方向开去。过了半天,日本的汽车才返回731部队。随后,他和村里的几个人去城子沟看,闻到了毒气的味道。
731部队送进毒气场搞实验的“马路大”,有不少是搞冻伤实验和血清实验后幸存的人。这些人肢体残缺,生命垂危,再用毒气进行实验,直至摧残致死,解剖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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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的毒气实验室是个镶有玻璃的小屋,受实验者从特别监狱提出来,绑在台车上。这种台车上面有一根柱子,用来捆绑受实验者。台车可以在通毒气实验室的轨道上移动,受实验者沿着轨道直接被送进实验室。受实验者有时穿衣服,戴防毒面具,做防毒实验,有时只穿裤衩进去,进行毒气实验,不足4平方米的小实验室里,经常把老鼠、鸡、狗、猴、人等一起放进去,施放毒气,进行实验。该部队的毒气实验场主要在城子沟,另外,在距731部队西北4公里远的洼地,731部队飞机场北边500米左右的空场上都设置过临时毒气实验场。731部队在附近地区修筑了一个半卧式掩体,外人称之为航空班特别靶场,在这里,731部队也进行过毒气实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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