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小红军过草地时，因尿急去方便，回来却发现茫茫草地空无一人

“班长，你们别走得这么快——”1935年8月22日清晨，稀薄的雾气贴着草尖，罗玉琪提着裤子慌乱呼喊，声音很快被风卷走。放眼望去，只剩潮湿的泥痕和看不出尽头的苍绿。

那一年，中央红军正从懋功分路北上。左路军去阿坝，右路军去班佑，两支部队都要硬闯松潘草地。情报显示胡宗南在大路设了防线，若不横穿这片高原沼泽，北上根本无从谈起。换句话说，草地是唯一也是最险的缝隙。

松潘草地幅员一万五千平方公里，平均海拔三千五百米，排水不良的凹地积水成沼，一脚踩下去，淤泥没过膝盖。八月依旧是雨季，夜里温度逼近零点。试想一下，战士们身上只穿单衣，背包里连盐巴都是奢侈，更别说棉被。

部队出发时安排得挺好——两天走完。然而现实冷酷。第三昼夜，队形被拉成了散珠子。年仅十三岁的罗玉琪偷空小解，回来连旗号声都没听见。脚掌被水泡糜烂，每挪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他却不敢停：停下就意味着留在这片无人区。

高原白昼漫长，罗玉琪啃草根、抿冷水，昏头转向。黄昏前，他远远瞧见两条晃动的身影，心里“咯噔”一响，拼命追过去。那俩人同样是掉队者，其中一位小腿负伤，三人索性结伴。敌情倒不急，却被饥饿追得踉跄。

有意思的是，越往前走，身边孤零零的身影越来越多。傍黑时，原先的三人组扩大到五十多号人。就在这当口，一个中年人站在土包上招手：“同志们，到这边来，把人都集中起来！”那人叫李玉胜，红四方面军28团三连的副连长，徽州口音，语速平和却有股力量。

李玉胜粗略清点人数，又看了看天色：“今晚原地休整，先保命。”他安排健壮的战士割软草铺地，派几名伤员拄着枪杆去拾枯柴。等水烧开，他却不见了。有人嘀咕：“不会撇下我们吧？”话音未落，李玉胜背着一只瘦山羊回来了，鞋面全是泥浆。

羊肉炖好时，油花在军锅里翻滚，那香味简直要把人魂儿勾走。李玉胜却蹲在一边嚼苦野菜，罗玉琪塞给他一块羊肝，他笑骂：“小鬼头，比我还倔。”这一夜，所有人第一次睡了个囫囵觉，也第一次觉得活着有盼头。

第二天破晓，李玉胜提议：成立临时党支部，统一指挥。五十多人鼓掌同意，李玉胜当选书记，罗玉琪被推为记录员，小小年纪硬是背起了笔记本。那种精神纽带，比任何口号都来得紧。

接下来的行程依旧残酷。第三天下午，一个号兵跌进泥潭，身体一点点往下沉。“绑腿解下来，拧成麻绳！”李玉胜指挥众人，把人硬拽了出来。战士被救起时脸色发青，李玉胜转身又把怀里那块舍不得吃的羊肝掰成几小块，塞进对方嘴里。

四个昼夜后，他们终于追上大队。罗玉琪看到熟悉的番号，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分手时，他抹着鼻涕说：“副连长，没您我早完了。”李玉胜拍拍他的肩：“记住，你是红军，不是逃兵。”

罗玉琪跟着部队一路打到陕北，又在抗日烽火中学成军医。淮海战役的雪夜，他为战士取子弹整整干了十六个小时。1955年授衔时，他胸前挂着三级八一、三级独立自由、三级解放勋章。老人后来对子女说，荣誉并非手里那几枚金属，而是草地上那碗羊肉汤。

而李玉胜，1952年秋天倒在上甘岭主峰，牺牲时衣袋里仍装着笔记本，第一页写着“草地党支部，57人全员脱险”。文字简短，却比任何勋章厚重。

说句实在话，外界往往把长征看成气吞山河的壮行诗，真正置身其中的人却清楚，它更像一场毫无退路的生存赛。仅以松潘草地为例，红一方面军两万余人，走出来时少了六千多；四方面军往返三次，兵力锐减过半。数字冰冷，却刻在每一个幸存者的记忆里。

为什么我军从早年就强调政治工作？答案也埋在这段路上。枪杆子重要，可若没有主心骨，人散了队就散了。李玉胜拉起的“草地党支部”只是众多范例之一，却精确说明“组织”二字能救命。

今天回头看那名十三岁的川北少年，他的幸运不是巧合，而是有人在最混乱最绝望的时刻，把分崩的点重新连成线。正因为有这样的线，长征才不仅仅是一场战略转移，更成了人民军队凝聚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