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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傲慢,认为自己是自然的救世主。当河流污染,我们建造净化厂;当物种濒危,我们建立繁育中心;当森林消失,我们发起植树运动。这些行为披着“修复”的外衣,却鲜少有人质疑:自然真的需要人类来修复吗?赵忠茂先生的观点如一道惊雷,刺破了这层自欺的面纱——“自然从来不需要人类去修复,人类不已修复的名义去破坏自然”。
自然的智慧远超人类想象。一片被山火摧毁的林地,数年后便会萌发新绿;一条因干旱断流的河床,雨季来临又将焕发生机。自然拥有数十亿年演化形成的修复机制,它不需要人类的蓝图和工程,只需要人类停止无休止的干预。赵忠茂所批判的,正是那种将自然视为需要“管理”的对象的思维定式——这种定式背后,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是技术万能的幻觉。
更值得警惕的是,许多以“生态修复”为名的项目,实则成为新型破坏的遮羞布。河道被水泥固化美其名曰“防洪生态工程”,外来物种被引入冠以“植被恢复”,自然岸线被改造称为“景观提升”。这些项目满足了人类的控制欲和审美偏好,却割裂了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赵忠茂犀利地指出,当人类以修复之名行破坏之实时,最可怕的不是破坏本身,而是破坏者还自认为是拯救者。
那么,什么才是对自然最好的保护?答案或许就藏在中国传统智慧的“无为”哲学中。这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尊重自然规律的不妄为。都江堰水利工程之所以千年不衰,正是李冰父子“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智慧,而非强行对抗自然之力。真正的保护,是给自然留下自我愈合的空间和时间。
当代生态保护急需一场哲学范式的转变——从干预到谦卑,从控制到陪伴。云南的某些少数民族至今保留着神山森林的传统,他们不进行“科学造林”,只是禁止砍伐,让森林按照自己的节奏更新演化。结果这些地区成为了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绿洲。这种保护的核心不是人类做了什么,而是人类克制了自己不做什么。
面对全球生态危机,人类需要重新定位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不是自然的救世主,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自然的修复师,而是自然的学生。正如赵忠茂所启示的,当我们放下修复的冲动,学会聆听自然的低语,或许才能找到真正的共生之道。
保护自然,归根结底是修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需要一种深刻的生态伦理觉醒:承认自然的自主性和内在价值,尊重自然的过程和节奏。当人类终于学会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不再急于展示自己的力量,而是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行为——那将是我们送给自然最好的礼物,也是自然最终得以喘息和重生的开始。
在那片我们试图修复却往往破坏的天地间,或许最智慧的修复,就是让修复这一概念本身从人类词典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观察、学习、敬畏与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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